面对体制的重重制约，明代皇权采用留中的反制措施手段，以明神宗时最为著名。神宗御极48年中，留中奏疏极多，不过由于明代舆论的透明性，这些留中奏疏也依见于邸报之上，使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董其昌辑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有四十卷之多，可见万历朝留中奏疏是何等之多，时称：“礼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采万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又仿史赞列，各附笔断，共四十卷。……差竣复命，上日：‘录完邸报并选订奏章多卷，见纂辑勤劳，送史馆采用。’”明神宗之时，皇权已经完全被笼罩在制约机制之下，空有至高无上之名，面对专制体制的不断松动，大小臣工都以上疏直言为荣，也好搏得个忠臣风骨之名。
谏君疏言之多，令人咋舌
故而神宗一朝谏君疏言之多，令人咋舌，连对明神宗评价不甚高的《明史》都对此颇有同情的评论道：神宗中年，德荒*圮。怀忠发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词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讦摩上，君子弗为。谓其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洛于仁、马经纶诋讥谯让，几为侪偶所不能堪矣。圣人取讽谏，意者殆不如是乎？对臣下的沽名卖直，神宗也无奈说到：“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还未及览，又有一本辩的，使朕应接不暇。朕如今张灯后看字，不甚分明，如何能一一遍览。面对这样的情形，在明代的制约机制下又很难惩罚这些沽名卖直的大小官员，且神宗更无祖宗的气魄施加法外制裁，于是便另想他途，那便是留中不发了，《明史》说：“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
到了晚年万历帝更是不闻不问，一概留中不发，史称：“晚年凡百奏请，一概留中，即内阁密揭，亦不报闻。”于是神宗就用这种消极的方法，以留中的方式来对抗制约机制的力量，但其实依旧是一种意气的抗争。即便如此，却依旧要受到文官集团之反对：凡官民本辞，其有理者，自当行；其无理者，自当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当惩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则不知果经御览而留之乎？抑亦未经御览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系紧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陈，岂不有误？可惜明朝的文官总是很矛盾的去要求皇权，一方面他们批评皇帝留中是误*，但另一方一旦皇帝稍有振作，他们有又进言要求皇帝垂衣拱手，无为而治。
皇权与内阁
万历时言官们便公然要求皇帝：“拟旨责之辅臣，题覆责之部院，纠正责之台谏，奉行责之有司。荡荡平平，堂堂正正，恭己而治，惟德其刑，则南面可以无为，人言何须预杜，声名可以不大，议论岂至烦多。”固而崇祯时大儒刘宗周亦上疏要求崇祯不要过于参与*治，反而要：“以票凝归阁臣，以庶*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从而更置之。”这套制度如果施行，倒是有了一股近代君主立宪的味道，内阁转化成责任*府，多个部门分权而立，皇权彻底无为，成为国民之最高礼仪代表，这不失为晚明*治变革的进一步走向，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我们亦可以看出明代皇权选择留中这种手段的来由，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其目的只是想要的以此来抵抗制约机制施加的压力，也算是明代中后期皇权少有的得以顺利施行的权力了。
有明年，按照清代学者赵翼的统计，怠*期足足有年，这占了60％的时间内明朝都处于皇帝怠*的期间，这几乎涵盖了中晚明所有的帝王。过去关于明代皇帝大多喜好怠*不上朝的指责比较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明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来看待明代皇帝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务的问题。比如王天有晚年在《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有必要重新审视明朝的四个方面，其中第一条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明朝大多数皇帝不上朝多大的问题”叫他对旧有观点提出了两点质疑：“其一是不上朝是否等于不问*事，其二是不上朝必有替代不上朝的机制产生，否则明朝何以延续近年，无权臣专*，无女后外戚之乱，无武臣跋扈，无地方割据，王朝局面基本稳定。”
毫无疑问，这些怠*的缘由在今天依然有值得我们做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以讨论这种怠*是否也有迫得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以使我们能更加全面地看待成化以后将近年的明朝*治机制运转史。成化以前，明代帝王都是亲自处理朝*，国家*治运转大体依旧延循洪武祖制，但自成化、弘治两朝(-)以来皇权突然转入深宫，“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六年也。”弘治十年召见大臣以后又不复再见，一直到弘治末期才复召见大臣，可见成、弘时代的怠*还是相当严重的。这其中有些缘由需要我们重视。
成化帝上朝
这两朝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点，性格比较宽厚，但同样还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身体不太好，以成化而言，方志远在《成化皇帝大传》中认为成化帝可能患有心理障碍类的疾病鲫，据《罪惟录》记载：“上不耐生人，勿数至。”今天来看这种不愿意见生人的症状似乎是一种典型的社交恐惧症类似的心理疾病。此外成化帝还有口吃的毛病，“成化十六七年间，上病舌涩，每答是字苦之。”故而每次上朝批答大臣上奏都十分尴尬，后来鸿胪卿施纯彦揣摩圣意，偷偷建议成化皇帝以后用”照例“两字代替回答，成化帝大喜，施纯彦也因此得贵，后来升至尚书、太子少保，荣贵一时。时人还讥讽道：“两字的尚书，何用万言书！”。
这样的身体，连处理朝*都有困难，又如何不能去怠*？关于弘治帝的怠*，同样也有疾病困扰的因素，这点我们可以从朝鲜王朝的史料中管窥到一二：“进贺使郑恬、副使尹甫、圣节使吕自新回自京师。上引见，问皇帝起居。恬对日：“天颜甚瘦，视朝无常。或以日出，或以味爽矣。”可见孝宗皇帝的身体不太好，这或许也是他无法正常上朝理*的一个原因。到了弘治中期以后这种怠*的现象就更加严重了，但无论如何，这些史料透露的实情就是，成化、弘治两朝，皇帝因为身体疾病的问题而难以处理繁重的*务，这开了明代皇帝怠*之先河，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行*管理和皇权的威严走向松弛。武宗(-)时的怠*，可以视为皇权对制约机制的反抗，时但凡皇权稍有动作，必遭谏官指责。而武宗又常常不拘礼法，无视百官百谏，常常自作主张，结果反被百官指责是本末倒置：“陛下必欲自行耶？夫君居其逸，臣任其劳，此古今大义，若天冠地履，不可得而易者。
今陛下自任其劳，而以逸遗臣下，无乃倒置欤？”故而武宗时的怠*实为受明代*治体制运转的转变而产生的一种消极抵抗的措施，这才发生了明武宗时代的一出出*治闹剧：“武宗嗣位，初与刘瑾等八人昵，继与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游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许群臣出谏。则其时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实际上到了隆庆、万历时代，明代君主制度的运转情况已经和二百年前开国之际的情形太不相同了，等量齐观的研究无异于缘木求鱼。
祖制对皇权的影响
洪武、永乐时代，皇权处于鼎盛时期，皇帝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达成自己的想法，他们不仅亲自参与战争、制定法律、设定机构、整顿官吏，然而到了明中叶以后，明代的皇帝愈来愈不起到积极作用，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官集团有信心把控好这个国家的走向，至于皇帝，文官们只希望他成为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君父，同时也是一个利益的仲裁者即可。于是种种限制之下，皇权开始变得消极、被动，衰变也就不可避免了。祖制对明代以后的帝王来说，是几乎不能更改，这是儒家式帝国的一大特点，尊祖敬宗的社会里，祖制就是最高的宪法，即便是皇帝也无能为力。因而只要皇帝们想做自己的事，大臣们就可以把这一切归为违背祖制，而大加挞伐，哪怕这根本不是祖制的内容，因为在文官集团的眼里，任何反对现行体制都是违背祖宗之法的行为，这使得明代皇权的形象普遍消极低沉和略显荒唐。
符合时代的需要
例如隆庆皇帝(—)短暂对的统治了这个帝国，名义上有着最高的统治权，但是实际上恐怕未必，史料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明实录》称他：上深居端拱而享太平。……上端凝厚重，不诛杀而自威，沉潜静密不可察，而自智令虽未出化，行若驰口虽未言，声疾如震，尤能优崇辅弼，信任老成群力，毕收众思成集，守祖宗之法，无纷更约束之烦。而明史也评价他：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不知这样的评价时候更像是一种讽刺，明穆宗不管是表现的“深居端拱”也罢，还是“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也好，这恰恰反映出，中晚明的帝王在层层制约机制之下无为的心态，尽量摆脱一切争议的中心，心安理得的深居宫中，做一个礼仪的符号，是否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结束语
至于相较于《明实录》，《明史》中略带批判的口气，那不过体现的是明、清两代不同的*治共识而已。其实隆庆朝的怠*制度可以从高拱的奏疏中一窥端倪：“祖宗旧规，御门听*，凡各衙门奏事，俱是玉音亲答，以见*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预也，隆庆初阁臣撮令代答，以致人心生玩，甚非事体。”高拱此言无意透露出隆庆朝的皇权*治运行情况，此时的皇权早已不复明初祖宗之制度，逐渐成为了礼仪化的符号，施*由以阁臣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把控，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监督。因此隆庆朝之怠*与其说是皇权的昏聩，不如说是制度所导致，这种变化在晚明万历以后更加成为明廷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