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号限行中的“物权再启蒙”
奥运刚过，单双号限行要不要长期执行的问题就成为北京的热点问题。反对的声音说：单双号限行侵犯了车主的“财产权”，认为它涉嫌“多数人暴力”，人们拥有汽车并自由行驶，是人的基本权利，剥夺了这种权利，实际上就损毁了民主社会的基石。类似的反对意见，正是对公民进行“物权再启蒙”的一个绝好机会。
任何人的财产和其他自由，都应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如旅美学者薛涌所说：单双号限行，所涉及的并不是车主的物权，而是公共资源的分享。不是没收车主的车，而是限制车主使用公路等公共设施的权利（9月2日《中国青年报》）。也可以换个角度说，就是有车族在使用汽车这一私有物权过程中，过分挤占了无车族的清洁空气、公路等公有物权。现在，在常年交通拥堵和汽车尾气污染的挤压下，无车族被迫站出来主张自己对公路、清洁空气等“公有物权”的平等分配权。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主张自己的公有物权，不仅可以要求*府施以单双号限行*策，还可以要求在拥堵地区收取排污费（税）、拥堵税等等，也可以主张通过人口数量比例占有道路资源。比如，三分之二的人都是通过公交出行，那就可以要求全市三分之二的道路都是公交专用道。
此外，私有财产权还应该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共利益。比如，不管是在土地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是完全私有制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地区，都要对一些基本农田限制其“农转非”？你可以自由转让，可以抵押，可以买卖，但是，往往都有一个前置性条件：不管产权如何自由转移，它的使用性质不能改变，只能种粮食，不能搞房地产和工业开发。按理说，土地不管是用来种粮，还是用于房地产抑或是工业开发，它们都既没有“负的外部性”，也不占用别人的公共资源，却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其用途呢？这样限制用途，不是严重妨碍了土地拥有者从土地上的“产出”进而损害其财产权利吗？那是因为，还有更大的公共利益、更本质的公民权利要保障，这就是公民获得粮食保证的生存权。
民以食为天，以此类推，公民不受污染的健康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等等，这样一些触及生命本质的权利，毫无疑问是一种前置权利。（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