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一种左右摇摆、根基不稳的社会表现形式，多数人群阶层不仅感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在遭受威胁，而且他们的未来也同样面临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危险。人们好像被抛进了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世界。
以恐惧的经验概念为主线，《焦虑的社会：德国当代的恐惧症》的作者海因茨布德对一个内心茫然、强压怒火和忧愤难言的德国当代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他的论述不仅以两性关系和劳动就业领域为对象，而且还把同各种政治思潮的关系以及对金融服务业的态度作为讨论的内容。
该书探讨的重点，与其说是面对一个“庞大的他者”的恐惧，毋宁说是面对自己的、我们受之诱使的、看似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的恐惧。
本文摘编自该书，由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看重分配而来的地位，而看重通过努力所得到地位的现代社会之中。社会结构分析理论反复予以证实的、长期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事实，并不能对这一原则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绝大多数年轻人均相信，我们处在一个金字塔式的阶级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不可能有从社会底层向社会高层的攀升过渡。然而就其自身而言，这些年轻人则完全肯定地认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自己的生活。
尽管如此，关于“要经历实践的一代人”的概念依然未有改变。这代人虽然手握各种最优秀的文凭，但是为了有朝一日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如今不得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经过此阶段之后，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路顺风顺水及功成名就便不再如此这般艰难困苦，但是，与年前后出生的父母那一代人相比，若想走上循序渐进、地位不断攀升的职业旅途，其道路要更加艰辛曲折得多。这是因为，若是稍有不慎，人们就可能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诸如：选错了小学和中学，选错了大学和专业，选错了国外逗留的地点，选错了关系网和朋友圈，选错了生活伴侣和居住地。这将意味着，在人生旅途的每一个节点上都会发生一次优胜劣汰的竞争，其间，有人毫发未损，顺利过关；而许多人连遭挫折，人仰马翻。这种情况早就已露出苗头，并且似乎永无止境。无疑，人们需要敏锐的嗅觉、必要的合作技巧、冷静的人际关系概念和恰到好处的时机把握感。由于前行之路越走越广，后退之路越走越窄，再加上由于人脉关系的社会资本对大多数人来说越来越不值钱，但对少数人来说越来越显珍贵，同时也由于走关系的市场越来越趋于单一化，因而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所以，个人的命运愈发成为其人生之旅中正确和错误选择的一种表现。
人们可以将这种变化归纳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社会一体化模式中一种从地位上升的承诺走向遭受排挤威胁的转变。人们不再因为一条正面的信息，而仅仅是因为一条负面的信息，在继续锲而不舍地孜孜以求。由此，恐惧也随之而来——光有意志和愿望是否足够？随机应变的技巧是否适用？个人的形象是否令人信服？随着价码的改变，各种恐惧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面前，人们都要面对这样的重大问题，即由于人生旅程只重在短线，而不重在长线，那么，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恐惧的确成了“自由的现实存在，亦即作为可能性之前的可能性”。
由于一切皆悬而未决，却又未失去其重要意义，恐惧便油然而生。人们觉得自己神经紧绷，每时每刻皆须全力以赴，不能松懈。比如，你可以绕道而行、中途休息或是将重点推往后；但是，这样的做法均必须富有意义，并有助于人生目标的达成。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的恐惧无人能够忍受。恐惧的压力就是人生意义的压力，任何国家和社会均无法将一个人从中解脱出来。
令人惊讶的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进化论和大脑生理学研究结果基础上的各种关于常备不懈、情感和风险的顾问类图书销路甚好，畅销不衰。书中传递出的信息无外乎是，必须做多手准备，用设身处地的方式进行思考，以及牢牢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按照书中建议，人们不仅应当谨防自视过高，同时也要克服决策时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总体而言，关于精神两分法的学说应当有助于人们消除对恐惧的恐惧：一种是执掌快速思考的直觉系统，另一种是缓慢、渐进和有条不紊的控制系统。通过二者之间的有机转换，人们在结果不确定的纷乱生活里能始终让自己保持在一种精神警觉和机动灵活的状态之中。
因为，谁若是止步不前，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并且不寻求身心平衡，那么他将很快沦落而成为依靠他人的帮助而生活的案例。倘若有人到头来尚能多少不留遗憾地告别人世（正如相关的死亡学文献所保证的那样），那么，对恐惧的恐惧就将成为各种广为流传的关于“美好生活”学说的隐形动机。因此，遭受挤压的威胁将永远不会停止其存在，尽管它被如此温情脉脉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听起来是如此这般鞭辟入里，睿智机敏。
这不是20世纪30年代曾经被罗斯福所洞见的，寄希望于国家的保护力量，将自己托付给一个“善良领导者”的那些“失去父母关爱的孩子”所面临的恐惧，而是一种狡黠的“自我策略家”的恐惧，他们不仅对国家表示怀疑，而且也对那些与他们本身的表现如出一辙的政客进行冷嘲热讽。这里所涉及的恐惧，不是作为人群或集体被侮辱和被遗忘的恐惧，而是涉及作为个人摔倒在地和失去平衡的恐惧，以及在自由落体状态下，缺乏张开双臂施以援手的环境，或是没有传统的“失败者文化”降落伞的保护而沉重地坠落，并在社会的虚无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恐惧。
与此相对应，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出现了危险系数的内涵被普遍化的情况。不仅“正常劳动关系”（终身的、全职的和与个人能力匹配的工作岗位）之外的劳动关系遭遇到了危险，而且，身上带有不明确的教育体系和就业体制过渡关系的几代人、具有浪漫爱情理想的伴侣关系、单亲抚养子女的生活共同体、失去社会地位和掉队的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化过程的特性本身，均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社会的存在面临困难的考验。在这个社会存在中，各种被标准化了的愿望与各种非标准化的现实之间发生碰撞。今天，这种情形已是家常便饭。因此，人们就与各种生活角色保持距离，以及就非同寻常情况下采取容忍态度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较之以往，人们似乎容忍了更多有悖常规的行为。但是，正因为如此，接纳和排除之间的切割面也变得更加泾渭分明。只要人们能够对自己在两性、宗教或道德生活方面的多样性做出明确解释，一切皆安然无恙。但是，倘若某种差异不能在幸福快乐、多姿多彩和个人创新方面体现出对他人来说的差异，那么，人们很快就成了局外之人。并且，一旦人们所具有的差异性始终平淡无奇，不足以引起他人的反应和效仿，那么，对恐惧的恐惧就会立刻出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在恐惧经历中所出现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人的行为程序化的某种阶段性转变紧密相关。在早在年出版的关于20世纪行为世界众生相分析一书中，大卫理斯曼（DavidRiesman）与瑞尔丹尼（ReuelDenney）、内森格莱泽（NathanGlazer）一道，共同描述了美国人的性格从内心为主导的良知型到外界影响为主导的接触型的转变。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持续增长，人们开始纷纷从农村涌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并且，随着科学和技术变成独特类型的生产力，这时，就需要一种固定存在于个人身上的行为控制程序，这种程序以跨界原则为导向，并在外部世界的改变当中赋予人的行为以中流砥柱般的稳定性。为此，理斯曼形象地将之比喻为一个人的内心罗盘，这个内心罗盘不仅能够指示各种不同的方向，而且同时能够找到内心平衡的中心点。从人的自然本性来说，若是一个移民出国的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人，或是一个勇闯天下的人，为了在另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谋求自己的幸福而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这时恐惧会油然而生。然而，倘若人们相信自己的行动将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坚定自己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因此，在欧洲的传统语言中不乏关于教育和良心的赞美之词。内向型的性格努力扩大自己的视野并审视自己的良知，所以，适应陌生世界的事物就可以与加深自身的修养同时并举，相得益彰。
这时，战胜恐惧的方式是以一种近乎垂直的模式进行的。个人与自己或是与上帝一道，共同决定了诸如异化、被剥夺财产和漂泊不定等恐惧的情感。在市民阶级的励志文学中，充满了关于迷惘的求知之路和痛苦的良心自省的传奇故事。但是，练就自我的努力最终大功告成。这种目标的实现使这个身份模糊、且能适应世间万物的个体，变成了一个有自主行动能力、社会地位归属明确和对自己有认同感的人。
然而，若是人口增长下降，农村变成了城镇，对世界的征服遇到了极限，这时，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就变得更加密集和更加无可规避；并且，在一个“萎缩和纷乱的世界中”，自我必须试图适应其他人，并与其他人进行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从中获益的处世方式不再是需要证明自我的我行我素，而是接受他人看问题的视角，在情况变化时表现出随机应变，以及在团队合作中找到妥协办法的能力。构成内在平衡的心灵罗盘被记录他人信号的社会雷达系统所取代。个人的自我不仅变成了别人的自我，而且还面临如下一个问题，即从周围环境的成千上万的镜像之中，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形象。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来自其他人的认可和好感所代表的意义（认可和好感均属于自我的社会本质属性），相反，对受外界影响驱使的性格打上烙印的，更多的是一种增强型的接触敏感性，这种接触敏感性将其他人的期待和愿望变成了自身行为的控制之源。在这里，首先对个人行为起制约作用的，既不是由于外部权威而起作用的道德和礼仪形式，也不是在充满冲突的个人求知道路上被内心化了的规范和价值观，而是在实际情形的参与者之间通过快速互动得出的各种期望以及对期望的期望。于是，“扮演角色”演变成了“创造角色”（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对其的称谓）。
大卫理斯曼试图通过对内心引导性格和外部引导性格之间的区别，来阐述今天普通人的“特殊的接受和跟从意愿”。这个分析的背后反映出了一种消极被动的和积极反应的结构形态。受外部因素引导的人，感觉自己受到他人言论的左右，随波逐流跟从流行的时尚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并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宁可缄口不言，也不愿标新立异，触犯众人。当身处孤独和势单力薄之境时，他误以为自己被周围人的各种需求、愿望所驱使和控制。
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就是社会学中被称为感受所谓“相对剥夺”的温床和土壤。一个人与处在相似状况中的其他人进行同类对比，决定了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情绪状态。这里所说的其他人，可能是朋友、同龄人或是工作中的同事等。如同资源管理心理学所强调的那样，相对而言，这里发生的损失要比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我自己没有拥有什么，其他人拥有什么；当我观察他们时，我自己处在怎样的地位之中？这一切均可以用金钱、显赫地位的象征和光鲜靓丽的仪表来加以衡量定位。此时，自我是在以他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坐标，而且，当自我不再相信能够与别人比肩抗衡时，就会失去重心，摔倒在地。当我们感到被别人丢弃一旁时，我们就会心生畏惧，小心翼翼。而当我们认为与其他人融合在一起，并能够将他们引为同类之时，我们就会同样变得信心满满，力量倍增。
《焦虑的社会：德国当代的恐惧症》，[德]海因茨布德著，吴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