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拥有能够如此精确调整的社会知觉系统到底意义何在？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要对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事物做出判断？
一种理论认为这种快速的社会判断增大了我们生存的概率。在狒狒群或者狩猎—采集者部落中，你可不想表现出会招致同类攻击或者造成你被驱逐的社会印象。对于狒狒来说，被踢出族群往往等同于死亡：落单狒狒一旦被其他族群发现，很可能会遭遇攻击并被杀死。
而对于一个被逐出部落的早期人类来说，他既断绝了公共的食物供应，又暴露在易受掠食者攻击的境地之下。因此，拥有一种特定的社会敏感性——敏锐地根据族群的标准要求来调整自己、意识到社会威胁的存在、了解如何表现出顺从，以免被部落中社会地位更高的成员打击或者驱逐——是具有进化适应性的（这时脸红就很有帮助，因为它是一种对他人表示顺从的自然信号）。
认识到你的社会行为（你的“表现”）是如何被他人领会的，能够帮助你活下来；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受到负面的评价总是存在风险的：由于坏印象，你面临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或者被踢出族群的危险。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的精神病学专家默里·斯坦因观察发现，狒狒和其他灵长类的社会顺从与人类的社交恐惧症存在惊人的相似。斯坦因说，社交恐惧症患者在面临正常的人际互动，尤其是公开表现时感受到的压力会造成皮质醇增多症——应激激素水平的上升以及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激活——这与在狒狒群中身处从属地位的表现完全一样。
反过来，皮质醇增多症使得杏仁核亮起，会立即造成焦虑加剧，在未来会将社会互动与压力反应更深入地联系在一起。
斯坦因的工作是建立在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珀尔斯基的工作基础上的。后者完成了有趣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一只狒狒在族群中的地位与其血液中的应激激素含量呈正相关。
一个狒狒群有着严格的雄性等级制度：有一只雄性首领，通常是体型最大、最强壮的一只，拥有最多的食物和雌性，其他雄性狒狒都服从于它；接着是二号狒狒，除了首领之外的其他狒狒都服从于它——以此类推，直到社会阶梯最底端等级最低的那只雄狒狒。
如果在两只狒狒之间爆发打斗，而等级较高的狒狒取胜的话，社会秩序保持不变；如果等级较低的狒狒取胜，便会重新排序，获胜者登上社会阶梯的更高处。经过细致的观察，萨珀尔斯基的团队已经能够判断若干狒狒群的社会等级。通过对这些灵长类动物进行血液检测，萨珀尔斯基发现它们的睾丸酮水平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狒狒的等级越高，睾丸酮含量也越高。
当一只狒狒的社会等级上升时，它产生的睾丸酮含量也随之上升；当一只狒狒的社会地位下降时，它的睾丸酮含量也会下降（这样的因果关系似乎是双向存在的：睾丸酮产生统治力，而统治力又制造了睾丸酮）。
正如较高的社会等级与睾丸酮含量相关一样，较低的社会等级与皮质醇这样的应激激素含量同样相关：一只狒狒在等级阶层中排名越低，它体内的应激激素浓度就越高。一只地位较低的雄狒狒不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食物和异性，而且必须小心行事以免被占据优势地位的雄狒狒暴打。
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是较高的皮质醇含量使得狒狒表现出顺从，还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压力使得狒狒体内的皮质醇含量上升。最可能的情况是两者皆有：地位较低的狒狒有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引起应激激素水平上升，由此产生更大的焦虑，焦虑制造出更多的应激激素，从而令这只狒狒更加顺从，同时总体健康状况不佳。
尽管在动物研究中的发现只能被间接地应用于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我们能够以其他灵长类动物做不到的方式来进行思维），内德在给“地位更高”的病人看牙时的焦虑反应的根源可能仍然来自对在身份等级中越界的原始担忧。
当等级较低的狒狒或者红猩猩没有在等级较高的成员面前低下视线（低下视线是表示顺从的信号）时，就会有招致攻击的危险。一只狒狒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及其与等级相符的行为技巧都对它的身体健康起重要的作用。
社会地位较低的狒狒和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们都更容易诉诸顺从的表现。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人们与社会地位较低的动物一样，往往会看向地面，回避目光接触，脸红，做出表现顺从的行为，急切地想要取悦与自己同等级或者更高等级的人，积极地服从他人以回避冲突。
对于等级较低的狒狒来说，它们的行为是一种自我防御的适应性行为。这种行为对人类来说也算是具有适应性的。但在社交恐惧症患者身上，这往往会违背初衷，让他们感觉更加受挫。
同时，社会地位较低的猴子和存在社交恐惧的人们往往会在某些神经递质的加工中出现显著的不合常规的情况。研究发现，血清素激活功能有所加强[本质上是大脑突触（神经细胞之间狭小的空间）中的血清素含量更高]的猴子往往表现得更具统治力、更友善，与血清素水平普通者相比，它们更容易与同类亲近。
与之相反，血清素水平比同类低的灵长类动物更容易表现出回避行为：它们不与同类来往，回避社会互动。一些有关人类的近期研究发现，在确诊为社交焦虑障碍的病人大脑中的部分区域，血清素功能发生了改变。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百忧解和帕罗西汀这样的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在治疗社交焦虑障碍方面显得颇有成效（研究也发现如果并无焦虑或抑郁现象的人服用了SSRI药物，也会变得更加友善）。
多巴胺也在社会行为的塑造中发挥作用。当把一直单独饲养的猴子从笼子中放出，让它们进入猴群，在统治等级中到达的位置最高的猴子的大脑中多巴胺含量往往会升高——这很有意思，因为研究发现被确诊为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多巴胺含量低于平均水平。
有些研究发现在社交焦虑与帕金森综合征（一种与大脑中多巴胺含量不足有关的神经疾病）之间存在突出的联系。研究发现，半数的帕金森综合征患者在利博维茨社交焦虑量表中的分值达到了确诊为社交恐惧症的标准。近期的多项研究发现社交焦虑患者的大脑中存在“变异的多巴胺结合潜力”。
其中，默里·斯坦因猜想社交焦虑症患者的尴尬和人际交往中的笨拙与多巴胺功能方面的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健康人大脑中帮助引导正确社会行为的多巴胺“增强/回报”路径在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大脑中可能会出现某种偏差。
多巴胺和血清素与社交恐惧症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证明是神经递质的不足引起了社交焦虑。恰恰相反，这些不合常规的现象可能是社交焦虑造成的后果：当大脑由于必须一直保持警惕，持续地审视环境以发现社会威胁而变得压力过大时，就会形成这样的神经化学“伤疤”。
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多巴胺和血清素在突触之间传递的效率是由基因决定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你拥有的血清素运输基因种类决定了你的神经元中血清素受体的密度，而这个相对密度决定着你的性格落在从内向到外向的图谱的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