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海洋大学文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他的翻译包括《西方古典学术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他人合作翻译）和《蜗耕集》《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蚁占集》《文学的异与同》三卷。他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西方古典学术史、翻译文学和中西学术比较。《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获得首届朱德青年学术奖提名论文。
反思和异端可能是最好的探索
新时代：“反思”与主流相比意味着倒退和不协调。你认为有价值在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反思中有何意义？在这种趋势下保持独立的性格和思想是不是很困难？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时期，与探索相比，反思的意义何在？
张治：在我对“反思”的理解中，这个位置不一定有预设，他被称为“逆行”，他似乎是“你支持的我都反对”，这并不好；他被称为“异调”，更准确地说，他是一种不同的声音。声调不同，他也可以是一种协奏曲，合唱，不同部分的复调旋律。
早年，钱锺书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在二十岁开始就准备写一部中国简史来批判胡适，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和新文学史，在文章中有许多针锋相对的言论。这是一种批判性的立场，确实是逆势自觉。这些观点和结论虽然对立，但并不妨碍我们把他们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年，我们都会纪念“五四”，一位海外学者说：“我们要以迈出五四的工作来光大五四的精神”，我对此深信不疑。反思和异端论本身都是探索，或者说是最好的探索。例如，二十世纪上半部分新诗的内在探索，是基于对早期诗歌观念和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从诗体和无韵的自由化（胡适），到对内在节奏的再探索（穆木天），强调音乐美和建筑闻一多组成的新的韵律模式，从学习的元素（戴望舒）吸收和转化古典文学，到放弃与传统语言的联系，转向对当下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表达（穆旦）。
你选择探索什么取决于你看到了什么。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上述新诗的内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方向：一个常数“非诗化”，这使得新诗离开了现有的形式；在用诗歌建构现代口语的同时，又以语言与文本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日常生活语言的表现力；为了使诗歌具有民族性、思想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功能，诗人们不断地受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启发。从这个角度看，“五四”之后的新诗思潮与晚清以来的宋诗运动和晚清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歌革命几乎是一样的。
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部分，他反思的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问题。他认为文学是文学与学问的结合，形式上的突破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有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和革命性的突破，事实上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某种传统，却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旧文学可以在当下以各种方式再生，产生好的或坏的效果。因此出路是放弃新旧反对的偏见，创新不是向壁虚造的创新，而是在充分理解和学习古典传统后对有可能的突破。这是钱锺书反思中最重要的部分，你甚至可以在他的新书《管锥编》的任何段落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同时，钱锺书中的古典传统不仅是中国，而且还包括是指“二西”学习，即“西域”（指印度通过西北地区和“西洋”引入的佛教传统（指从明末开始引入的欧洲文化，而非晚清以来）。从钱锺书的角度来看，中西文学交流的历史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发生。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落后和挨打激发了我们成为强国的雄心，这影响了我们以功利态度接受欧洲的传统。
你可以读《谈艺录》的序言，这是一篇写在的短文，在中国打败外国侵略者的那一刻，钱锺书担心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恢复了，我们不再认真对待外国文化传统。因此他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的情感和天地的本质都一样，这是异质文化交流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交流，而是伟大作家在各自传统中的独特思想和言辞的创新。
就像新诗中的胡适，我们学习美国意象派诗人的时髦理论，意象主义的灵感来自庞德，庞德来自庞德，庞德来自日本来自庞德，这种误会也是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但我们需要反思这样一个圈子的意义。更严厉地说，用诗王阳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换个角度说，当你对你的家庭传统了解不够时，你真的需要“他者的眼光”来帮助你理解你家庭的新价值。张隆溪的学术精神概括为钱锺书就是“会通中西”，我明白，中西传统在综合考虑之前都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有时翻译可以超越原文
《新时代》：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包括钱锺书从译者古文读西方文学，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内容比古文更感兴趣，那时候的翻译应该比较简单，不那么准确，最后，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首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还做了一些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做了一些翻译批评和翻译书籍。我不认为早期的翻译是粗糙的。
当然，翻译文学的历史应该从几千年来佛经的翻译开始，这些都很复杂，我不能在这里讨论。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是从明末传入中国的，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早期参与西文汉译的中国人虽然不懂外语，但在翻译文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前的“五四”翻译大多是用文言文翻译的，这就要求“笔述”人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深厚的文学渊源。在清末民初的古文作家中，林纾被认为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前，他还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因此虽然“林译小说”的主人公不会说外语，但他的翻译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有时甚至比原文好，翻译不必次于原文，有时也可以比原文好，这也是钱钟书的一个奇妙的理论，我非常同意。
至于早期翻译的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正确的。当郑振铎批评林纾，《堂吉诃德》是原著的很大一部分时，他把他翻译成两个薄薄的卷，丢失了很多内容。事实上林纾译不是原始版本，而是英语的简略版本。批评他不够准确是不对的。
过去，我读过很多林语堂翻译的不受欢迎的小说，我发现如果我们严格讨论原著中“准确性”的内容，很多林纾的翻译作品都是近十年才翻译成中文的。比如，他翻译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也是通过一本删节的英语书翻译的，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在方中的乔叟中世纪巫术中被有意删除；而他翻译的意大利的史诗《奥兰陀的疯狂》也是故事梗概，直到才有了这两个以原文为基础的完整译本出现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两个版本都有“准确性”问题。
如果简单地认为林纾翻译作品中“准确性”问题特别严重，我们就会获得一种盲目的自信。事实上钱锺书在他的《林纾的翻译》文章中也说，他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的林译小说，发现很有趣，值得一读，然而他也发现了一些外语专家翻译的同一本书，低级错误较少，但并不有趣，他使人们觉得读原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如果你只想知道一本小说的主要情节，你根本不需要读整本书，在网上搜索内容简介。如果你想体验作者才华的细节，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原文。事实上我们从阅读翻译作品中得到的是译者的才华和原作者才华之间竞争的结果。正如冯象先生所说，“翻译是母语的较量”。
的翻译，虽然声称是基于“忠实于原作”，但许多翻译人员才华很差，正如我们在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你不能传达西方文学传统的价值，因为你没有掌握中国文学传统的财富。这也是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