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恐怖症是青春期男孩特有的心理症状。这种状态在姜文身上表现得很典型，我们看看他的三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子来了”，“寻枪”。姜文不是“寻枪”的导演，但我认为他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我看来，三部电影说着同一个故事：青春期男孩的黑社会恐怖症。为什么他只对这样的题材有兴趣？因为三个故事都像是姜文的自传，后两部电影他都是主角，“阳光灿烂”的男主角他挑了一个长得最像小时候的他的人，而且长大后的马小*正是姜文本人来演。好作品几乎都是自传，姜文几乎只会拍自传，他也只想拍自传。
三部电影都在讲述一个男孩和一个笼罩在他头上的强大的黑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小*活在刘忆苦为王的社会组织之下，其后更大的社会背景是一个更大的多个黑帮之间群殴群斗的时代。“*子来了”说的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遭遇的一个重大事件：八路*俘虏了两个*子，交给一伙农民看押，自己却逃之夭夭。结果这伙农民在八路*和日本*子两种淫威之下惶惶不可终日，杀掉怕八路来要人，留着怕日本人发现。这个被设定的剧情很像一个梦境。“寻枪”是说警察把手枪丢了，不想让单位知道，又怕枪被歹徒拿到作案。这个剧情也像一个梦。
只有一类男性具有我说的这种“黑恐症”。我认识一个常常讲起他小时候黑色故事的人，他喜欢神话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那个环境被他描绘成“最具黑社会性质”的地方，别的地方也有“某中学杀人强奸打群架的事情”，但和他的经历相比都逊色很多。那些故事全都是他“亲眼所见”，至少是“亲耳听到的”。比如有个故事说，一个黑色老大指着一个人说：灭他，那人撒腿就跑，结果从路边西瓜摊上冲出一个穿拖鞋的人，拿着西瓜刀朝那人后背就是一顿乱刀，然后在那人背上蹭干净刀，踢着拖鞋稳健地走回来继续卖西瓜。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伙人已经把一个男孩打翻在地，其中一个把地上那人的胳膊架到马路牙子上，一脚踹下去，胳膊粉碎性骨折。他还说过一句用河南话说的顺口溜，好玩，但也很恐怖：“我一锤打你半盆血，打得你白血球下降，红血球不知去向。”这些故事的听众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人，其中有一类人是怀着某种厌恶和恐惧听完这些故事的，却又像着魔似的被吸引，停不下来。这就像完打针游戏的儿童，讲故事如同在游戏中重复打针的经历，讲故事的人是在用这种方法摆脱自己身上的黑恐；被故事锁定的人其童年正是那些深受黑恐折磨的孩子，他们一般都会采用一种“敬而远之”的做法忘记自己童年的这份屈辱，但这次却又因为好奇心再次被黑恐俘获，甚至对讲故事的人平添一份其实不必要的恐惧。
传扬黑色故事其实并非个别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黑色电影的盛行：比如“教父”，“监狱风云”，甚至有喜剧性的“一条叫旺达的鱼”，“疯狂的石头”。纯正的黑色电影——黑帮片、监狱片——基本上都是男性观众，女性不理解比如“教父”里的那种黑恐。还有一部非常值得一说的黑色片是“低级小说”（还被翻译成“黑色通缉令”，由于具有喜剧和怪异的特征，所以有一些女性观众）。据说“阳光灿烂”的典范是“美国往事”，——和“教父”一样经典的黑色片。据说姜文曾经想拍出一部中国版的“美国往事”，最后却未能达到这个梦想。我在这里不去关心两部电影之间艺术上差异，只关心它们之间趣味的一致性。传扬黑色故事如果说是黑恐症的第一个典型特征的话，把自己从童年到青春期的黑恐经历拍成电影则是这个特征的升华。这些黑恐症者硬是从自己的往事之中挖掘出一种被他们叫做“残酷美”的东西，硬是认为这是具有某种自在价值的存在。在“探索人性”，“认清自我”的旗号之下，他们重演了心中挥之不去的胆怯、悔恨和遗憾。其实他们想要的和听故事的人们一样：摆脱它！但他们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们颂扬它。或许这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黑恐症者小时候当然不是真正的黑色人物，而是被黑色恐怖笼罩着的弱者。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并不明白他是被这种黑恐心理笼罩住了，而是被一个具体的人笼罩。笼罩的意思是：一旦进入他们之间的那种社会关系之中，他的心中就始终悬着这个人物，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同时被确定下来。他和“老大”形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在敌视的情绪中羡慕他。所谓神就是和我们不一样，高于我们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完全不受那些约束我们的规则的约束，他无畏、无忧、永恒——而“我”就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我认为黑恐症最主要的成因是父亲的失职。这包括两种情况：父亲角色的失缺和父亲功能的失职，前者是父亲的不在场，后者是父亲的软弱。但有些父亲虽然也很少在儿子成长的环境中，但在孩子心中仍然不失威严和榜样的形象，这种情况需要区别开来。马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父亲长期出差，教育孩子重要的就是奖惩二字。马小*有一次被母亲打，表面看是因为做了错事，这个事件却演变成母亲发泄怨恨的方式。这样打孩子自然不能在孩子心目中树立真正的权威并起到禁止的作用。尼采说得好：如果一个男孩没有一个好父亲的话，他就会在生活中另外寻找一个父亲。对此我要补充说，寻找父亲会是伴随他一生的事情。一旦他们找到，或者以为找到，就会表现得温良、平静，反之则焦躁、欠揍，或者沉溺。可见做一个好父亲对于儿子的成长是多么重要的大事。然而可惜，称职的父亲并不常有，黑恐症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缺少一个好父亲是许多悲剧的根源。一方面，他们虽然自认为自己无疑是“最优秀的”，可是当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世界展示自己的时候，却总是感到羞怯和准备不足。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怀有一个虚幻而从不打算实现的梦想，而同时他们又感到自己“何足挂齿”。
“老大”就是黑恐症者找到的第一个“父亲”。他需要那种他们之间不言自明的秩序感，一种服从和效仿的典范效应。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神化这个高悬在他头上的恶魔，虽然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想要摆脱老大，但是内心却完全认同他、服从他的规则、折服于一种魅力之下。在那些纯正的黑片里：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埃尔帕西诺，低级小说里的黑人老大，都是一些沉默寡言但魅力无限，高雅至尊的父亲化身。而每一个高度发达的黑帮也都是那种具备了父亲职能的，赏罚分明，规则严密的组织。反面的例子是疯狂的石头里说着方言的老大，他们只能算一帮混混，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乌合之徒。简言之，黑帮老大这个替代父亲的赝品被父亲失缺的儿子神化了。然而老大并非一手遮蔽了这个孩子全部的天空，在黑恐症者眼中，还有一种未被言明的更大的恐怖，是他对于“真正的黑社会”的恐怖，老大承担着一个恐怖背景传导者的角色。事实上，老大借助了这种恐怖的黑色光环，他之所以轻易地建立起自己统治，正是因为有人有这样的心理需求。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阳光灿烂”的时代大人都不管孩子的成长，他们是和孩子们一起玩大的，如今独生子女时期的孩子面临不一样的心理发育问题。
黑恐症的第二个典型特征是他们独特的性心理。在“阳光灿烂”里，刘忆苦有个女朋友（于北蓓），整天跟一群小流氓混的不良少女。在马小*的心目中，刘北蓓就应该是个“整天跟一群小流氓混的不良少女”，把于北蓓看作是这样一个女流氓正好符合马小*的心理愿望。因为如果这个女的不但漂亮而且很纯洁的话，就是马小*最最受不了的事情。圣洁这样一种心理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由于不敢有“得到这个女人”的想法，干脆认为她是“贞洁的”或“圣洁的”，并将这种并不存在的品质升华为一种谁也不配得到的利益。这个儿子的心理其实是：如果我得不到这个女子，就让她成为连神也不配得到的吧！所以马小*要虚构一个米兰，（姜文在电影旁白里若隐若现地表达了“其实并不存在米兰，米兰是虚构出来的”），用来对抗刘忆苦独有一个于北蓓给他造成的性创痛：你的不过是个没人要的烂货，我的才是最美丽最纯洁的女子。电影里还有一段于北蓓戏弄马小*玩的一种模糊的性游戏，——即便这个情节是姜文小时候真实发生过的，我也要问为什么这个细节会格外留在记忆之中呢——马小*表现出一种黑恐症者特有的女性性心理，一种被动接受的性幻想。女流氓、老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有这样一种功能，她们在心理上已经降格成为和妓女差不多的、言外之意是可以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人，而且和这种坏女人发生性关系才刚好符合了男性性冲动中的那份犯罪感。一方面指责这个女人下贱，另一方面这份下贱正好是与内心污秽的欲望完全一致。这就是男孩对一个女流氓的心理需求。在童年期，这种需求完全是不自觉的，男孩子在骂“你妈X”的时候并无上述情绪流配合。
米兰注定只是马小*内心一次可悲的性幻想。我听到过一句黑恐症最悲愤的一句话：“好X都让狗日了！”另一个版本说：“好白菜都让猪拱了！”这就是黑恐症者对黑老大的反抗，也是黑恐症者之间互相安慰的一句话，其中仅有的一点反抗情绪已经被不怀好意的笑和滑稽贴切的比喻冲淡了。这是弱者的反抗，肮脏、下流、曲折，这种呼求一直被这个世界忽视着。我把这句话反过来翻译成：好女孩就应该是给流氓预备的，我根本就不配！剧中的情节就是：米兰一旦认识了刘忆苦，就无可挽回地扔掉了马小*。这是这个没有根的、无依无靠的弱者内心最残酷的自我惩罚。电影里有一段马小*几乎是强奸米兰的戏，其实怎么可能呢，这不过是成年的姜文顾影自恋，非要替马小*挽回颜面窜改回忆。（黑恐症的另一个典型特性就是虚构历史，歪曲记忆）。这段在想象界发生的强奸象征性地完成了对整个黑社会的报复：如果我不配得到米兰的话，如果米兰的纯洁温柔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杜撰的话，就让我自己来破除这悲剧性的幻觉吧！就让我，而不是狗，毁掉这个最美好吧！在电影里，马小*把这次强奸当作一个男人的成人礼——具体说来就是彻底摆脱刘忆苦的象征仪式来完成。（强奸事件之后马小*随即被孤立，然而又贱兮兮地希望重回组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这部电影看作是姜文对黑恐症发动一场最热烈的内心战争，他不断地寻找战胜刘忆苦的武器，虽然一切只是在回忆中进行。他向我们表演了一个黑恐者种种虚幻、无谓的抗争。
显然，强奸这副猛药并不适合真正的黑恐症。其实黑恐症在夸大神化黑社会的同时，也会同时虚构自我，有时甚至幻想自己就是黑社会。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刘忆苦一伙人在游泳池玩，有一帮流氓调戏刘北蓓，双方马上对峙。这时，马小*拿起一把*刺潜水过来递给刘忆苦。但我要问：黑恐症者能作出这样的事吗？如果能的话他早就摆脱黑恐了——一切都是马小*在事后的想象中完成的，目的是要让全社会认为他敢于做他其实害怕的事情。还有一段：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在巷子里围堵两个孩子，最后马小*给那人一扳砖，这也是马小*想象出来的。还有一段：两帮黑社会大型对峙的场面是我们听人讲故事说的，谁也没有亲历那个场面（至少黑恐者没有参与其中），但却都在散播这个传奇。刘忆苦找的人准备和王朔谈判的时候，站在一辆吉普车上，问是谁拍的那一砖，马小*巴结地说“是我拍的。”这人说：“哦！”这是黑恐症者能想象出来的人世间最大的荣誉。马小*跳烟筒的事也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小时候我们都爱讲这种不着调的英雄壮举。有一个当妈的总爱唠叨她儿子为什么总在学校里被坏孩子欺负，结果孩子回到家就首先跟他妈说：“我一脚就把某某某踹到教室外边去了！”影片的高潮是马小*因为米兰终于和刘忆苦挑起冲突，用啤酒瓶扎刘忆苦的伟大行动。姜文马上改口说“且慢，其实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根本就没拿酒瓶扎人——”这说明姜文并非不知道上述一切都是马小*在想象中完成的对刘忆苦的抵抗。但是如果就这样结束影片实在不能真正解决作者心中真正的问题，那个黑恐症的问题。强奸和那酒瓶扎人只是在想象中完成了对刘忆苦的超越，姜文突然发现“这根本不能打倒这个万恶的刘忆苦！”同样的问题在“*子来了”又出现了，姜文演的这个农民一直都面，却在结尾的地方突然雄起，砍掉了*子的头。随着一颗血头在地上滚，男主角的心理过程才得以完成。我发现姜文不这样的话就无法结尾了。“阳光灿烂”的尾声部分也很有趣：姜文主持着当年的一群人坐着自己的大奔游街。现在他梳着大背头完成了向黑社会转化的最终阶段（我总感觉现实中的姜文有种效仿黑社会的心理倾向），有趣的是刘忆苦脑外伤变成了傻子，聪明的观众如果问一个问题就知道为什么要让刘忆苦变傻了：如果刘忆苦不傻的话长大之后的马小*将怎样面对他？这确实是个难题。姜文在这里偷懒了，很遗憾他回避了这个有机会把主题引向深入的重要问题。或许姜文的困境告诉我们，黑恐症是很难战胜的，甚至时间也无能为力。
黑恐症的第三个特征是幽默。这一点最集中地表现在“*子来了”。幽默是人类很晚才习得的一种情感或者说才能，在女性身上这种品质比较少有，青春期前的男孩也基本不掌握。从人化史的人类心理发生史角度讲——不从这里讲的话就讲不清楚心理学的本质——当父亲（或者黑社会）强大到我们无力抗争的时候，在那些被逼到绝境的儿子们中间出现了一种人，他们开始嘲笑性地赞美父亲父权的伟大，并且自嘲。这种从紧张的父子关系之中突然抽身的心理活动就是幽默的起源，弗洛伊德说幽默是力比多在一瞬间的撤出和转移，幽默就是用这种方式在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智慧”的品质作用下，瞬间消解了强大的父权给自我造成的压力。由于只有男性才会承担来自父亲的强大压力，所以幽默首先被男性习得，并至今在女性心理中少有。[为什么喜剧演员都是男的？为什么说相声的演员都是男的？——这就是原因。]“*子来了”里通篇方言的滑稽劲几乎让不用心的观众忘记了这是一个让主角产生重大焦虑的严肃命题。这里应该念一段“哈姆雷特”里王子论演戏的经典台词：
“你们这些演丑角的，我只许你们念剧本上的台词，不要临时添花样。他们中间有些人就爱在台上自己先笑出来，逗引少数没有头脑的观众也哄笑一番，全不管那时候戏里正好有要紧的问题要大家注意。这种行径是极端可恶的，也表示这样胡闹的小丑那可鄙的用心。这尽管会博得外行人开怀，却只能让明眼人痛心。你们一定要把这种行家的意见看得比满座的叫好更加重要。”
我说了许多“阳光灿烂”的分析，有一个原因是这是中国最好的一部电影，“*子来了”就不是了。和今天的孩子成长的环境相比，60年代出生的孩子父母忙于他们的事务，给孩子留下大量的、有时甚至是难熬的空白时间，那时的家庭功能被大幅度社会化，社会承担了家庭规讯孩子的许多功能。但是相比而言，我很难讲今天的孩子这种和家庭成员的过分亲昵就是正常。这个话题并不适合在这里展开。
我把黑恐症的第四个特征叫做“兄弟”。和一两个伙伴结成一种超越普通友谊的兄弟关系，是黑恐症者对抗黑老大的另一种常用的，也是有效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恐症者中间更易于产生友谊。相反，黑恐症者交朋友是为了“人多势众”，这还不是一种懂得“分享”和“信任”的真正的友谊。如果说黑老大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父亲的替代品的话，“兄弟”就是他们摆脱这个替代品的补偿性的心理填充物，一旦没有了老大，他们还很不习惯。兄弟有一种互相慰济的现实功能。由于他们处处模仿老大，却在本质上不具备老大的气质，所以成年后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假豪爽”。其实他们希望自己获得豪爽的美德，但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豪爽的人。改邪归正不作黑老大的人常常出现真正豪爽的人物，他们从小就操纵社会，很熟悉这套联合兄弟之道就是要让别人得到好处。这种人也不怀旧，只有拍阳光灿烂的那种人才会怀着一份秘而不宣的复仇心，非要看看小时候曾经悬在自己头上的魔王今日是个什么下场[到《让子弹飞》时，终于联合一帮兄弟杀死了昔日“魔王”。并且和兄弟们分享了“王”的财产和女人。]。
黑恐症是价值观的错乱，是俄底普斯的一次迷路，他们把原本应该针对父亲的那份俄底普斯情结转而针对一个他童年遭遇的替代性人物（或人群）。具有黑恐症的孩子几乎都会回归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上来，但不同程度地，他们都保留了一份隐藏于内心的一个黑色神话，还有一份更为隐秘的冷漠、不信任和仇恨。具体到“阳光灿烂”，姜文原本很想拍一部自传，但由于这种虚构和神化的心理本性，他已经失去了讲述真实自我历史的能力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部电影有一种展现自我心灵困境的另外一种真诚。
怀旧电影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困境，这个困境尤其是黑恐症者不能逾越的：当真正开始工作（拍摄、写作、绘画）的时候，他们内心会逐渐明确地升起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忧虑，他们发现那些“原本在回忆中如此挚烈的东西都还不够美。”所以在他们的笔下，“那次群架是全北京最轰动的一次打群架”，“甚至外人也都认为，这个女的美的倾国倾城”，“我的故事发生时，北京正在发生一次全*最大的调动”等等，他们总是对那些最奇特、最浓烈、最为光怪陆离的事物感兴趣。
这是一群悲观的艺术家，他们寻找刺激和沉醉，他们挥霍这些奇特、浓烈和光怪陆离，却不具有在这里找到美的禀赋，他们对自己遇到的人与事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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