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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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12/18 18: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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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这个女性与鲁镇文化的二元对立是《祝福》的内在结构模式。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表现为幽闭与逃避:鲁镇文化对祥林嫂的幽闭,祥林嫂这个寡妇对鲁镇文化幽闭的逃避。祥林嫂这个女性在鲁镇文化的严酷幽闭下患了严重的精神幽闭恐怖症,极力想要从这种严酷的精神幽闭中挣脱出来,寻求自己的生活出路,极力想要从这种严重的幽闭恐怖症中解脱出来,寻求精神的最后的逃路,而鲁镇文化则处处越来越严酷地幽闭着祥林嫂的生活出路和精神出路。鲁镇文化不仅在*治上压迫着祥林嫂,在经济上剥削着祥林嫂,在男权上统治着祥林嫂,在神权上*害着祥林嫂,更为严重的是还在精神上奴役、摧残和折磨着祥林嫂。

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不是由哪一种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而是鲁镇文化构成的总体氛围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鲁镇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性中的吃人性。祥林嫂的悲剧正是被这种吃人性所咀嚼的悲剧。祥林嫂想从鲁镇文化的幽闭中挣脱出来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祥林嫂越想从鲁镇文化的幽闭中挣脱出来,鲁镇文化对她的幽闭就越严酷。鲁镇文化从外在的命运到内在的灵*,一步一步地把祥林嫂幽闭到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哪怕有一点生活出路和精神出路的空间。祥林嫂想要逃避的不仅仅是鲁镇文化对她的严酷幽闭,逃避她的严重幽闭恐怖症,实际是在逃避她被严酷幽闭的社会角色,但祥林嫂这种社会角色的被幽闭是被注定的不可逃避、逃避不了的。祥林嫂最终被鲁镇文化幽闭窒息而死。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非常典型地以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写出了鲁镇文化和祥林嫂这个女性的不可解决的对立矛盾冲突。他不是写社会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地主阶级、某一个人比如鲁四老爷或柳妈、某一种因素比如不准她这个寡妇参与祭祖劳动的禁忌是祥林嫂这个女性悲剧命运的制造者,而是写出了整个社会文化――鲁镇是这个社会文化的典型缩影――它的非人性、反人性和吃人性本质,写出了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和人的对立、冷漠和摧残,写出了祥林嫂这个女性在鲁镇文化中极力想寻求自己的生活出路和精神出路,寻求心理的怜悯和安慰,但鲁镇文化就是没有给她任何生活出路和精神出路,没有给她哪怕一点点人性的温暖和同情、精神的怜悯和安慰,在鲁镇新年的吉祥祝福的气氛中祥林嫂带着更大的精神恐惧绝望地死去。鲁迅以祥林嫂幽闭恐怖症的震颤灵*的悲剧命运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鲁镇即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

01

男权制的幽闭和对男权制幽闭的挣脱

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使祥林嫂患了幽闭恐怖症。所谓幽闭就是外部环境对人的限制、束缚和禁锢;所谓幽闭恐怖症就是外部环境对人的限制、束缚、禁锢和囚禁给人带来的精神恐怖。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症是祥林嫂的社会角色带给祥林嫂的悲剧。祥林嫂死了丈夫成为寡妇后社会就开始了对她的幽闭,祥林嫂就渐渐患上了幽闭恐怖症。祥林嫂当然不知道,她的幽闭恐怖症是社会角色强加给她的精神痛苦,但她从夫家逃了出来,一开始,鲁迅就表现出祥林嫂逃避的不仅是幽闭恐怖症,而是社会规定给她的角色及其悲剧命运。祥林嫂从她丈夫家逃出来,既是对幽闭恐怖症的逃避,又是对社会角色的逃避。鲁迅并没有用一点笔墨描写祥林嫂死了丈夫后夫家的幽闭,而只是写了她的出逃、出逃后劳动满足的神情以及被夫家抓回,这就从侧面表现了祥林嫂夫家对祥林嫂的严酷幽闭。

鲁迅这样描写了祥林嫂初到鲁四老爷家的表现:“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有人解释说,这是鲁迅描写祥林嫂年轻时健康正常的精神状态,为的是和后来遭受更沉重打击的衰老变态了的精神状态进行对比;也有人说,这是鲁迅通过祥林嫂表现中国人的奴性、麻木和不觉醒。这种分析并没有从祥林嫂这个女性和鲁镇及其整个社会文化势力的二元对立着眼,只是从祥林嫂本身的变化着眼。从祥林嫂这个女性和社会文化势力对立的角度看,我们才真正理解了鲁迅的深刻用意。

祥林嫂年轻时“死了当家人”,是个寡妇,而在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规定是要从一而终。女性的从一而终不仅是指女性的丈夫活着的时候不准另嫁他人,就是丈夫死了也要为丈夫守活寡,所谓“孀居”、“未亡人”就是对寡妇生活的最好注解:女性没有了丈夫的爱情生活就是霜一样的生活;“未亡人”就是丈夫坟之外的活着的殉葬品。祥林嫂不甘心那种“孀居”、“未亡人”的男权统治,不甘心那种被规定了的社会角色,不甘心那种“幽闭”性的囚禁生活,祥林嫂从死去了丈夫的婆家逃了出来。正是在祥林嫂对婆家男权统治的幽闭生活的反抗中,我们看到了祥林嫂对人性自由的本能要求和追求。因而,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辛辛苦苦劳动的满足是她暂时逃避了“幽闭”性的囚禁生活,即暂时逃避了男权统治,暂时逃避了社会对她的角色规定的满足。那种劳动满足的神情是对幽闭逃避后满足的表现,因而,我们还不能把它完全看成是鲁迅对祥林嫂奴性心理的表现。

然而,那个社会对祥林嫂的规定就是寡妇的“孀居”的生活:夫死从子,无子从夫家。祥林嫂只想从婆家的幽闭中逃脱出来,她不清楚,她的出逃,反抗的是男权统治的传统势力对她的统治,反抗的是寡妇社会角色对她的囚禁,这在那个男权统治十分严酷的社会是决不允许的。祥林嫂自然被婆家像抓猪一样抓了回去。男权统治的传统,不仅使女性永远地丧失了人身的自由,嫁给夫家就永远地成了夫家的附属物,而且丈夫死后还要被当作商品卖出去。祥林嫂被婆家以八十千卖进了深山野墺里。祥林嫂是痛苦的,祥林嫂也拼命地反抗过:“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但也有,连花烛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他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不惜生命去反抗,反抗是何等的坚决,她反抗的是族权对她新的幽闭,但祥林嫂反抗的立场是女性从一而终的一女不能嫁二夫的立场,祥林嫂的反抗是站在夫权的立场上对族权的反抗。这就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女性的*害:女性受害者本身也像施害者一样,具有男权的思想意识。祥林嫂虽然嫁过贺老刘,但人们并不叫她贺六嫂,而仍然叫她祥林嫂,这不是习惯问题,而是人们不赞成女性再嫁二夫观念的表现。这表明男权统治的思想意识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男权统治既以夫权限制着祥林嫂,又以族权支配着祥林嫂。祥林嫂既被夫权意识束缚着,又被族权意志驱使着。祥林嫂既没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没有自己的生活出路,祥林嫂被苦苦地幽闭着。

祥林嫂这个女性的悲剧命运是被注定了的。她的新夫死于伤寒,而小儿子又被狼叼去。这意外的打击,一方面使祥林嫂原本不幸的命运更为不幸,另一方面,又使祥林嫂无路可走。祥林嫂带着更大的精神痛苦重新走进鲁四老爷家,开始了幽闭症的更为严重的精神折磨和灵*撕裂的痛苦生活。

02

禁忌迷信的幽闭和对禁忌迷信幽闭的挣脱

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症”,既使她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地感受到精神的压抑,又使她极力地渴望从这种“幽闭”性的恐怖中逃脱出来。第一次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做工,由于是暂时逃出了寡妇从夫家的“幽闭”性的囚禁生活,祥林嫂很能做,“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受到主人的赏识。但当第二次再来鲁四老爷家,祥林嫂还想像当年那样去做,祥林嫂虽然还是个奴仆,但是,鲁四老爷家却不准祥林嫂参与“祝福”祭祖仪式的各种劳动了。祥林嫂已经成了鲁四老爷家的二等奴仆。同样是人,祥林嫂却为鲁四老爷打工。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意识到这是被鲁四老爷压迫着剥削着,祥林嫂是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想在鲁四老爷家寻求一条生活出路、一线生机,她多么渴望像先前那样的劳作呀。然而,祥林嫂却被视为不吉利不洁净必然带来晦气带来灾难带来祸患的不祥的寡妇,不准她干一样祭祖的活儿,不准她动一下祭祖的供品,不准她沾一下祭祖的边儿。祥林嫂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怖之中,她极力地想从这种幽闭恐怖症中逃脱出来,然而,他越想逃脱,他就越陷入更严重的幽闭恐怖症中,她越陷入严重的幽闭恐怖中,她就越想逃脱。祥林嫂的痛苦既是男权制社会对她规定的寡妇的社会角色的痛苦,更是鲁镇文化给她规定的寡妇不祥的痛苦。鲁镇文化不断地“幽闭”着祥林嫂,从外在性的命运到内在性的灵*。祥林嫂受着鲁镇文化的多重压迫:男权制的压迫、阶级的压迫和文化的压迫。这就使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症”更加严重。文化本来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符号,但由于阶级统治的原因,文化符号反倒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工具,而成了对被压迫者压迫的工具。祥林嫂第一次来鲁四老爷家还可以做祭祖的劳动,为什么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就不准祥林嫂动祭祖的祭品了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来源于鲁镇人们基于男权统治的迷信思想意识,二是来源于鲁镇人们坚信的“交感巫术”原理。男权统治的思想使祥林嫂因为再嫁一个丈夫(尽管是被逼迫的)而被妖魔化了。祥林嫂嫁了第二个丈夫,这违反了女性从一而终的戒律,祥林嫂死了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孩子阿毛,这也成为祥林嫂不祥的罪证。祥林嫂虽然再来鲁四老爷家做工,但鲁四老爷家却不许她像过去那样参与祭祖的劳动了;“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由于祥林嫂的被妖魔化,人们也就以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交感巫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祥林嫂了。“交感巫术”有两条原理,第一条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条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接触后还会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称为“相似律”,后者称为“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相似律”就创造了“顺势”巫术:通过模仿的手段来实现他的愿望;根据“接触律”创造了“接触”巫术:只要该物体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都可以对该物体发生影响。这种“交感巫术”是原始先民不了解大自然的规律,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在左右着大自然和人类的生存。先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创造了“相似律”和“接触律”的巫术方式,企图以这种方式把握大自然和人类的命运。这显然是荒谬的。但是这种巫术渐渐地变成了迷信。对祥林嫂不准参加祭祖劳动的禁忌就是由此派生的。由于祥林嫂是寡妇,就被荒谬地认为她的丈夫是被她“妨”死的,她是不吉祥的不吉利的带着晦气的,而被她接触过的祭祖的祭品也就被沾染上了不吉祥不吉利和晦气的品质,而祖上享用了这种沾染了不吉祥不吉利和晦气的东西,也就自然地会给祖上和鲁四老爷家带来不吉祥不吉利和晦气的结果。又由于,鲁四老爷是压迫者,他就可以去实施这种巫术性的文化,就可以使祥林嫂这个女性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怖之中:她是个另类,她是个不吉祥的人,她是个带着晦气的人,她是个被遗弃的人。鲁四老爷家的对祥林嫂的精神越“幽闭”,祥林嫂的精神就越恐怖,祥林嫂的精神越恐怖,就越陷入更加剧烈的“幽闭”的精神状态。祥林嫂以辛辛苦苦一年的血汗钱捐门槛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她寡妇“不干不净”的晦气。当祥林嫂以为捐门槛的行为已经化掉了她的不吉祥的时侯,“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然而四婶慌忙大声说:“你放着吧,祥林嫂!”祥林嫂受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黑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有如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祥林嫂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从夫家逃了出来,但男权统治却不给她这样的自由;祥林嫂想做一个顺从的奴隶,但鲁四老爷却不给她这样的权力。不仅祥林嫂的命运被摆布着捉弄着,祥林嫂的灵*也被撕扯着咀嚼着。0

人们的精神幽闭和对精神幽闭的挣脱

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症既使祥林嫂极力地到处诉求,渴望精神的怜悯和安慰,又使祥林嫂到处受到冷漠和嘲笑,从而陷入更严重的精神幽闭恐怖中。鲁四老爷祭祖的禁忌不仅使祥林嫂外部行为受到限制,更使她的灵*受到束缚。祥林嫂的精神被外部文化势力一步比一步更严重地钳制着,从而陷入更加幽闭的状态之中。处在极度幽闭状态的祥林嫂不可能从外部环境而只能从自己的身世上去寻找她悲剧命运的原因,这就从两个方面造成了祥林嫂严重的精神扭曲:一是以不断的诉求想获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来缓解幽闭的苦闷和窒息,一是以一年的工钱去捐门槛,企图以巫术迷信的行为改变巫术迷信观念给自己带来的厄运。这两个方面都是祥林嫂想逃避幽闭恐怖的努力。然而,祥林嫂还是失败了。祥林嫂的精神越幽闭就越要逃脱,然而她没有任何逃脱的办法,她就只能向人们诉求,求得人们的怜悯和同情,以获得心灵重压的释放和缓解。然而,镇上的人们和鲁四老爷几乎是一气的。祥林嫂不知道人们的巨大变化,不知道她在人们中被视为更为不干不净能够带来晦气和倒霉的角色。祥林嫂怀着巨大的悲哀和委屈要向人们诉求,她诉求的实质本来是鲁四老爷及鲁镇文化对她的幽闭,但她不知道那是鲁四老爷和鲁镇文化对她的幽闭,可怜的祥林嫂就只能从自己身上去寻找不吉祥的原因,而这不吉祥的原因在鲁镇文化看来是她“妨”死了两个男人。因而,她就只能反复地向人们重复孩子被狼叼去是她的罪过:“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在反复地向人们诉说悲惨故事的这几句话里,说明了祥林嫂精神的极为恐怖,说明了祥林嫂极力地渴望得到怜悯、同情和帮助,也说明了祥林嫂想极力地从幽闭的精神状态中逃脱出来的强烈渴望。然而,鲁镇上的人们,没有人真正地理解祥林嫂、同情祥林嫂、怜悯祥林嫂,祥林嫂要在幽闭的黑暗中寻求一点亮光,但到处是黑暗;祥林嫂要在寒冷中寻求一点温暖,但到处是寒冷;祥林嫂要在绝望中寻求一点希望,但到处是绝望。刚开始,“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但这眼泪是祥林嫂悲剧对她们的感染,而不是对祥林嫂这个不幸女性的真正同情,所以,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在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不仅如此,人们还拿她的悲剧开玩笑,当她继续说“我真傻,真的”,人们就接着说:“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祥林嫂幽闭的恐怖精神诉求遭到这样的冷漠,该有多痛苦呵!“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祥林嫂的悲凉是彻骨的,是渗透在灵*中的,祥林嫂只要一看见小孩子就想起她自己的阿毛,就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但人们却拿她的阿毛寻开心,似笑非笑的先问她:“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鲁迅的叙述是深刻的:“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精神诉求,不仅没有得到从幽闭的恐怖中逃脱的任何希望,反而,更加剧了她的幽闭和精神恐怖。祥林嫂不再向人们诉求,祥林嫂变成了独语:“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的独语是深深地透彻骨髓地体验到了鲁镇人们的“又尖又冷”,深深地透彻骨髓地体验到了鲁镇文化的“又尖又冷”,深深地透彻骨髓地体验到了人世间的“又尖又冷”,深深地透彻骨髓地体验到了这“又尖又冷”对她无情的幽闭,她的无能为力、无路可走、无可奈何、无助、无援、无望的哀叹。与其他作家不一样,鲁迅并不写祥林嫂第二个丈夫和儿子阿毛的死是因为贫病交加的阶级压迫,而是死于自然的偶然的原因。鲁迅的深刻正在于此,他要写出的不是表面的社会的灾难,而是更深层的人性的悲剧。鲁镇人们对待祥林嫂因儿子阿毛的死而悲哀、恐惧和诉求的态度——看演员表演一样的看客欣赏的心态,甚至是比看客还阴*的戏弄、讥笑和刺激,清清楚楚彻彻底底地暴露出人性中的阴暗、阴冷、阴损和阴*。这种人性的阴暗、阴冷、阴损和阴*是比阿毛被狼吃掉更令人恐惧的东西。这不是人的来自比如说女人从一而终观念的对祥林嫂的冷酷,而就是来自人的本性的冷酷。祥林嫂丈夫的死去和儿子阿毛的被狼叼走是一个自然性的悲剧,但被鲁镇文化濡染之后,却变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人性的悲剧。祥林嫂不仅要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哀,还要承受着来自鲁镇文化施加的更大打击的更为沉重的精神重负。鲁迅的伟大和深刻在于,他还写到了在祥林嫂变成独语即不再向人们诉求对人们不抱任何希望之后,鲁镇上的人们对祥林嫂的继续精神重压和折磨。这是鲁四老爷所没能做到的更大的精神幽闭。鲁迅把祥林嫂的幽闭的精神恐怖及诉求和鲁镇文化的二元对立以这种民众的精神重压和折磨表现得更为分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所说的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在《祝福》中有了现实具体震颤灵*的刻画。鲁镇上的人们参与了“吃”祥林嫂的罪恶。鲁镇上的人们被鲁镇文化统治着,鲁镇上的人们就以鲁镇文化意识去幽闭祥林嫂。被逼再嫁在祥林嫂是极度痛苦的悲剧,在鲁镇上的人们看来却是最可笑的笑料,说祥林嫂虽然反抗但“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并且说祥林嫂还不如死了好,因为嫁了两个男人,“到阴司去,那两个死*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祥林嫂本来幽闭的精神恐怖就更加剧了。祥林嫂也就只好按照柳妈所说的去捐门槛,以捐一条门槛做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祥林嫂从失去丈夫在婆家幽闭开始,就要逃脱幽闭的精神恐怖,但祥林嫂越逃越陷入更加严重的幽闭精神恐怖之中。鲁镇文化和鲁镇上的人们并没有给祥林嫂逃出幽闭的精神恐怖以任何出路,相反,正是鲁镇文化和鲁镇上的人们使祥林嫂陷入更加幽闭的精神恐怖之中。04

灵*恐惧的幽闭和对灵*恐惧幽闭的挣脱

祥林嫂的幽闭恐怖症,使她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向知识分子求救,然而知识分子既没能减轻她的精神恐怖,又没能使她从幽闭的精神状态中逃脱出来,反而却加重了她的精神幽闭和精神恐怖。祥林嫂的精神幽闭和精神恐怖,在经历了她被婆家抓回去卖给贺老六、贺老六死去、儿子又被狼叼走、重新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鲁四老爷不允许她参与祭祖、特别是她向人们诉求人们嘲笑她戏弄她、捐了门槛也不能洗刷掉她身上的晦气,仍然不许她参与祭祖劳动等事件后,已经达到了极限。祥林嫂无论在实际的生活道路上还是在精神的出路上,都无路可走了。恰在此时,祥林嫂遇见了“我”这个知识分子。在祥林嫂看来,既然是知识分子,“我”就能够解决她的精神出路问题,就能够解决她的灵*困惑问题,就能够使她从精神幽闭和精神恐怖中逃脱出来。祥林嫂正是怀着这种最后的希望,瞪着眼睛向“我”走来,而“她那没有神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然而,“我”这个知识分子与祥林嫂这个女性首先在精神上就是隔膜的。“我”并不知道祥林嫂是向“我”探讨“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的?”问题,以为祥林嫂是在向“我”讨钱。当得知祥林嫂不是讨钱而是要“问你一件事”的时候,“我”的“诧异”就表现出知识分子“我”与祥林嫂这个下层社会女性的巨大距离和隔膜。“我”为了安慰祥林嫂起见,说“也许有吧”,然而,祥林嫂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出:“那么,也就有地狱了”。人死了之后还有灵*,这既是祥林嫂的希望,又是祥林嫂的恐惧。她希望有灵*是她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与她的亲人见面;她恐惧是因为她害怕她到地狱之后被分给嫁给过的两个男人。“我”回答说:“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我”对祥林嫂的追问是支吾搪塞的。但即使不是支支吾吾的搪塞,又真能解决祥林嫂的困惑么?“我”没能走进祥林嫂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就不能够解决祥林嫂的精神困惑。祥林嫂在被鲁镇文化从命运到精神越来越幽闭,幽闭到人生无路可走,精神无处可逃,精神恐惧达到了极限的时候――祥林嫂不仅恐惧着鲁四老爷和鲁镇文化把她妖魔化,看成了另类,是不吉祥的会带来晦气的寡妇,还恐惧着鲁镇上的人们对她悲剧命运和精神诉求的冷漠,恐惧着人们把玩着、捉弄着、咀嚼着她的精神恐惧,更恐惧着鲁镇文化给她带来更大的恐惧――死后到地狱要被生前嫁给过的两个男人分成两半。祥林嫂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这个知识分子身上,向“我”求救,“我”这个知识分子并没有给幽闭到极限、绝望到极限、恐惧到极限的祥林嫂指出哪怕一点希望。“我”这个知识分子在祥林嫂这个女性的悲剧和幽闭到极限的精神恐惧面前,想到的不是祥林嫂的痛苦和出路问题,而是自己的解脱。“我”想到了“我”的吞吞吐吐的回答不会解决祥林嫂的困惑,甚至是由于祥林嫂特别相信“我”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反而会加重她的困惑,也就产生一种不安,“匆匆的逃回四叔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预感到了这答话会给祥林嫂带来“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我”又以是“偶尔的事”和“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因而就觉得“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但毕竟这答话更加重了祥林嫂的精神恐惧,“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并且在阴沉的雪天和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然而,“我”总是能够释然的,以明天的走,进城去吃鱼翅来忘掉这一责任。“我”对祥林嫂死的“内疚”感的解脱,说明了“我”这个知识分子对祥林嫂这个悲剧女性的冷漠。“我”知道对祥林嫂的答话给祥林嫂带来危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不安,这就是“我”在听到了祥林嫂死的消息时,感到特别的紧张的原因:“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这种紧张不是对祥林嫂最终死去的悲剧的关切、同情,而是对祥林嫂死去自己责任的思考。“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但最后还是这样想:“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我”没能彻底反思自己对祥林嫂问题的回答给祥林嫂带来的更大的精神恐惧,反而却从祥林嫂的死是对祥林嫂的最好解脱开脱了自己。在鲁迅的笔下,“我”显然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从“我”在听到祥林嫂死的消息,“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的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来看,“我”对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和“幽闭”的精神恐惧是十分了解的,但“我”这个知识分子既没能解决祥林嫂的精神困惑,又没能使祥林嫂减轻精神恐惧。“我”,这个知识分子,鲁镇的外来人,他的文化精神显然是与鲁镇文化不同的,但在鲁镇文化与祥林嫂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中,“我”既无力减轻祥林嫂的精神恐惧,更无力改变鲁镇文化,即在鲁镇人们虐杀祥林嫂灵*面前无能为力,又在祥林嫂逃避幽闭恐惧的诉求求救面前无能为力。鲁迅以他犀利的笔触揭示了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疏离、隔膜和冷漠,也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怯懦和无能。在鲁迅看来,“我”这个知识分子实际上不仅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旁观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祥林嫂的精神幽闭和精神恐惧。《祝福》中,祥林嫂逃避的是社会对她的幽闭,然而这幽闭是由她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因而,祥林嫂想逃避的实际上是自己的社会角色。但是,这个社会角色既是封建专制和封家礼教强行规定的,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因而是祥林嫂逃避不了的,祥林嫂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逃避这种规定。祥林嫂要从死了丈夫的婆家的幽闭中逃出来,但她却被婆家强迫嫁给了另外的男人,祥林嫂本想过这平平的日子,但第二个丈夫又死去,孩子也被狼叼走,祥林嫂要成为为另一个阶级的人“祝福”的人,但她连参与“祝福”劳动的资格都没有,祥林嫂要向人们倾诉她的不幸、痛苦和遭遇,但她所得到的是冷漠、嘲笑和捉弄,祥林嫂要从那种到地狱后被嫁给过的两个男人分割的恐惧中逃脱出来,但没有人能给她明确的解释和解脱,却被这种恐惧更牢牢地攥住,祥林嫂要逃避社会对她的幽闭,但是她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幽闭,直到最后把她窒息而死。在祥林嫂的感受里,她的死去并不是她被幽闭的精神恐怖的最后解脱,而是更大的精神恐惧的开始。鲁迅就是这样深刻,他写出了鲁镇上的人――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祥林嫂的夫家,无论是鲁镇上的民众,还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给祥林嫂这样的女性以任何人性的温暖;写出了鲁镇社会――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没有给祥林嫂这个女性以任何出路;写出了鲁镇文化――无论是女性的从一而终,还是对寡妇祭祖的禁忌,都越来越严酷地幽闭着祥林嫂。鲁镇文化是各种压迫、统治、束缚、奴役、愚昧、冷酷和没有人性温暖和怜悯的反人性力量的集合。鲁镇文化的各种反人性力量筑成了一间无形的牢狱,使祥林嫂被幽闭在没有任何光亮的黑暗、寒冷、孤独和绝望中。祥林嫂的人生被这种反人性力量的鲁镇文化吞噬着,祥林嫂的精神被这种反人性的鲁镇文化所扭曲着,祥林嫂的灵*被这种反人性的鲁镇文化所咀嚼着。祥林嫂最大的精神需要就是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她的诉说能够有人同情,她悲惨的命运能够有人安慰,它的厄运更够有人排除,她的不幸能够有人慰藉,她的痛苦能够有人排解,她的困惑能够有人解释,她的重压能够有人释放……但是,她的这一切努力——获得精神的释放和安慰的希望都统统落空了。不仅如此,祥林嫂越是想要获得周围人的理解和同情,周围的人越是给她施加更大的精神重压,而祥林嫂受到精神重压越大越是要获得周围人的理解和同情,而周围的人越是施加更大的精神重压。鲁迅震颤灵*地写出了鲁镇文化如何毁灭祥林嫂的过程。鲁镇文化施加在祥林嫂身上的种种重负,使祥林嫂成为鲁镇文化的牺牲品。在某种程度上,鲁镇文化就是旧中国文化的象征,而祥林嫂这个女性就是一般人的象征。鲁迅写祥林嫂的被鲁镇文化所毁灭就是在揭示旧中国文化的“吃人”性。鲁迅让人们极为深刻地感受到了弥漫在鲁镇各个角落的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弥漫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吃人”性文化氛围,极为深刻地感受到了深藏在祥林嫂灵*深处的被鲁镇文化所“吃”的极度恐惧、到处诉求而无助无奈无路可逃的极度绝望、恐惧和悲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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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明

明月一壶酒,清风万里长。

国(zhong)庆(qiu)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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