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华恐惧症及中国对澳公共外交对策
栾文韬王义桅*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由于澳方原因，中澳关系急转直下。事实上，自年以来澳大利开始对华亚歇斯底里，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争当西方国家的“反华先锋”。历史、文化、地理上的因素使澳大利亚拥有既自卑又自负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明显地反映在对华关系上，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与对“美国优先”的不安，为此给中国对澳公共外交造成了极大困难。新时代中国对澳公共外交要坚持三认原则：认识，认可，认同，讲好中国故事以让澳认识中国；阐释好中国与全球化的逻辑，增强中国崛起的合法性以使澳认可中国；汲取中西传统文化智慧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寻找中澳两国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以让澳认同中国。
关键词：
中澳关系中国崛起公共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由于澳方原因，中澳关系急转直下。先有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的抹黑，又有在*、香港、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主权的挑衅。从年4月份起，澳大利亚华人遭到的袭击事件高达多起，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事实上，自年开始，澳大利亚反华、排华事件就时有发生。年中国网友讲澳大利亚评为对华“最不友好”国家。年6月开始，澳大利亚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治干预与渗透，从中国留学生到商人、从华人华侨到澳大利亚*客，无不成为攻击的目标。12月，“内外交困”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内*焦头烂额之际，推动修订反间谍法将民众视线引向中国，公开宣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年4月，澳大利亚未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8月23日，即将担任国库部长的斯科特·莫里森与通信部长米奇·费菲尔德联合发布新闻稿，以“国家安全”为由，疯狂暗示将禁止华为和中兴为澳大利亚提供5G服务。这股反华逆流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澳大利亚被《经济学人》封为“第一个向中国影响力亮出红牌警告”的西方民主国家。
中国与澳大利亚相距甚远且无冤无仇，面对咄咄逼人的澳大利亚，大部分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澳大利亚怎么了？”。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澳大利亚为什么会爆发反华高潮？为什么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纵深推进之际，澳国内却掀起一股声势不小的反华逆流?中澳关系能回归正规吗？这股反华逆流给中国对澳公共外交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困难，新时代对澳公共外交急需新的理论支撑。
公共外交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其狭义定义是一国*府通过信息和语言手段做外国民众的工作。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强调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解决的是崛起的中国如何为世界所接受的问题，它承载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如何良性互动建构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对澳公共外交因面临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首先是他者化悖论，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框架来表达的新闻使得中国形象经常被他者解读，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外媒侧重“崛起”，致使我们想当然好的措辞在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其次是异化悖论，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很难把中国的*治语言翻译成他国语言。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异化悖论。最后是实力与形象的悖论，西方流行的看法是“我搞不定你，所以你是威胁；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你更是威胁。”中国崛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软实力受损，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
基于以上问题，中国公共外交需要作何努力去超越传统的公共外交，跳出悖论平息在澳反华浪潮，使中澳人民民心相通。本文将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一、澳对华歇斯底里从何而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地处亚太却一心向西，坐拥最古老的土地却是年轻的移民国家，四面环海却终年缺水少雨，既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城市化最高的国家之一，是最大的岛国却位于世界最小的洲。历史、文化、地理上的因素使澳大利亚拥有既自卑又自负的矛盾心理，这种自卑与自负明显地反映在对华关系上。
1.民族出身所引起的自卑与自负
年4月20日，英国海*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Cook）带领的探险队到达澳大利亚东部海岸，发现此地土地肥沃，草木茂盛，适合人类居住，随即称此地为南威尔士（NewSouthWales）。库克由此沿东岸向北推进，直到发现澳大利亚东北岸为止。库克正式宣布：凡以上发现者，均为大英帝国所占有之领土。
年美国宣布独立，英国原来在北美的犯人流放地不能再使用，只得另谋他处，最后决定把那些囚禁在伦敦监狱和泰晤士河畔狱船上的一部分犯人押送至澳大利亚东南部，以解决当时的困难。于是，英国*府决定任命阿瑟·菲利普（ArthurPhillip）为澳大利亚的第一任总督，令其带领一部分犯民移民澳大利亚。菲利普总督率领犯人及*官人，其中犯人名，于年5月13日离开伦敦，途经好望角于年1月26日抵达澳大利亚。他们选定了悉尼这片优美的土地作为永久居留地，并宣布1月26日为澳大利亚日。此后，从年1月至年12月，从英国流放至澳大利亚的犯人近16万。到了年，澳大利亚人口中犯人及其后裔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这部分人构成了现代澳大利亚白人最早的祖先。
历史学家约翰·科布利在年出版的《第一舰队犯人的罪行》一书中记载了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犯人的罪状，并列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某人偷了“一件价值3先令的绸缎背心和一件价值5先令的凸花斜纹背心”，被判流放至澳大利亚。这些长于偷鸡摸狗的不法之徒，在新的土地上被迫学会劳动和重新做人。澳大利亚殖民*府当局把这些犯人有效的组织起来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刑满释放后成为与其他人一样的“自由人”。
这群被流放至澳大利亚的犯人有一种共同的心态，即被主流社会所遗弃，心灵受到创伤，深感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失落，从而产生精神上巨大的自卑情绪。这段历史使多数澳大利亚人产生了一种怀疑态度，不轻易接受简单的乐观主义，而多数自豪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先辈是犯人”这种历史遗留心里无疑是造成这种人生观的一个原因，毕竟发配到地球边缘的犯人不可能是乐观主义者。所以当中国崛起不确定性来临时，澳大利亚的第一反应趋向于“威胁”，紧接着感到恐慌，而不是“机遇”。
民族出身导致澳大利亚人内心自卑的同时但也培养了其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他们的自卑所潜藏的精神压力迫使他们追求优越感以寻求心理平衡，极端的自卑导致自负，而自负导致偏见。传统西方社会对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四个方面：第一是无神论，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InGodWeTrust）,认为无神论国家没有信仰，思想是邪恶的；第二是私有制，资本主义立国之本的价值观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国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西方认为中国破坏市场规则；第三是苏联记忆：由于美国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一直把中国视为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民主、人权等方面对中国多有误解和偏见；第四，种族主义，澳大利亚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态度直接继承了他们的白人祖先，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这种白人优越感直接导致了长达70多年的“白澳*策”。
作为一个习惯以西方社会、白人世界、欧洲正统文明传承者自居的国家，澳大利亚面对有色人种和共产*领导的中国始终怀有种族优越感和制度自豪感。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出国留学以及对外交流力度的加大，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有越来越多“*面孔”的人出现在澳大利亚各城市街头，有越来越多中国元素进入澳主流社会圈，此种固有偏见决定了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在直面中国发展带来观感体验和内心深处的冲击震撼时，受自尊心、嫉妒心的刺激和驱使会自然滋生强烈的失落感和抵触、排斥情绪。
2.特殊地理位置所导致的自卑与自负
由拓荒者和殖民者开拓的澳大利亚虽然在文化、语言和思想上与英美同宗同源，地理上却位于亚洲的南方，因此对处于在澳洲本土与欧洲“母国”之间的“亚洲近邻”长期抱有“焦虑感”。首先，在心理上澳大利亚对亚太地区的国家持排斥态度，这种不信任使其不愿意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其次，澳大利亚四面环海、孤立无援，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将切断其在防卫、装备和援助上的来源。而北靠印尼群岛、南中国海，又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澳大利亚在地缘*治上的重要性。这增加了澳大利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随着二战时日本轰炸达尔文港被放大到了极致。
澳大利亚的建国史表明，澳大利亚有依赖世界最强大国家保护其国家安全的传统，先是依靠英国，后来依靠美国。
年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由英国议会通过，年1月1日，澳大利亚完成了形式上的独立。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直到二战全面爆发时，澳大利亚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为它并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策。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认为“到年时，澳大利亚外交*策的历史还不到50年”。格林伍德教授认为，“外交*策从来就不是澳大利亚*府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
从国际形势和地理位置来看，澳大利亚也有依赖英国保护的理由。一战前，欧洲各殖民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德国、法国等相继在南太平洋占领岛屿，直接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土安全，使得澳大利亚深感必须与大英帝国保持密切的国防上的联系。一般认为，在年以前，澳大利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要经过英国来处理，自年到二战之前，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诉求并不明显。二战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发生剧变，美国势力迅速扩张，日本战败，英国势力遭到重创，美澳开始走向同盟。年澳新美三国签订条约，美澳同盟关系正式确立。
美澳同盟确立后，澳大利亚在防务和外交方面大大加强了对美国的依附，在制定外交、防务*策时处处考虑美国立场，时刻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将自己紧紧地捆在了美国的战车上。进入21世纪，和平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绊脚石”。随着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提升，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也感到深深不安。一方面澳大利亚坚信亚太地区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大国关系的博弈，另一方面又认为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澳大利亚对华的戒心和敌意。
这种需要被保护的自卑使得澳大利亚在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府面前感到极为不安。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就“怒摔”澳大利亚总理电话，在驻澳美*开支等问题上对澳屡屡刁难。用学者休·怀特(HughWhite)的话说，今天的澳大利亚似乎陡然意识到自己首次置身于一个“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主要盟友提供支持和保护的亚洲”。没有强大盟友提供可靠的安全承诺的“恐惧”驱使下，迫使澳大利亚不得不通过更多的*策自主性和更强硬的姿态来凸显自己在美澳同盟和地区体系中的“存在感”。妖魔化中国是平息特朗普领导的不可预测的美澳同盟所产生的焦虑感的最佳手段。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通过“反华”来拼命向美国表忠心的澳大利亚，一个通过“反华”怒刷“存在感”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自卑与不安全感的同时，也导致其自负心理。作为世界第六大国家，独占一个大陆的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面对斐济、基里巴斯、汤加等“迷你”岛国，自认为是南太的“超级大国”，习惯把南太平洋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后花园”。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的复交，被澳方认为影响其势力范围，于是就出现了针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正常活动的无端指责，例如年1月，就有澳大利亚联邦*府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称“中国给予南太岛国的贷款包含对岛国不利的条款，让岛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澳大利亚这种地理上的优越感随着美国的战略转移被进一步放大。年奥巴马*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以应对中国崛起。澳大利亚的地理优势使得其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位置日益凸显，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跳板和美国监控东南亚地区与美国出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制高点。年11月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首次提出“印太”概念，年6月正式推出“印太战略”，强调印太是美国国防部的“优先战区”，美国对印太负有维护自由而开放的持久承诺，以确保地区国家不分大小，在可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公平竞争原则下确保主权安全和经济增长。从“印太”概念提出之时起，澳大利亚一直是“印太”概念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和倡导者，因为在其看来“印太”是“亚太”地缘概念的逻辑延伸，它将使本国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