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混混怕招惹麻烦，脱了外套让浑身是血的王大龙穿着滚蛋。王大龙笑着说，赚了，这外套是耐克的。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个故事
一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栋院坝里度过的。
那是一种建于八十年代初的职工宿舍楼，小区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几栋这样的楼。每栋楼有三个单元楼，每个单元有五层。在这批像复制粘贴的院坝里，唯独我的栋院坝最特殊——有一个门卫收发室。
打我有记忆起，张阿姨就是我们院坝的门卫。
张阿姨是位残疾人，她幼儿时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环境混乱不堪，孩童们没有统一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因此，和张阿姨同龄的很多人，因防护不到位，中招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
社区为了扶持残疾又守寡的张阿姨，出资在我们栋院坝大门口围了一个小屋，窗户是用海报糊的，房顶用蓝色的塑料板盖了两层，放了一张钢丝床，就成了一个门卫收发室。
张阿姨日常的工作主要是收取信件和失物招领，一个月社区给她开元的工资。
张阿姨是个体格很胖的女人，加上她左腿残疾，走路会大幅度地摇摆，显得很吃力。
张阿姨嗓门儿也超大，为人热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每次大老远看到我，都会扯开嗓子甩开膀子冲过来抱我。或许因为像她说的，我是小张，是她的“家门儿”。也更因为，她有个和我同龄的儿子，王大龙。
我是张阿姨常常对王大龙念叨的，“别人家的孩子”。
王大龙是我的同学，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同班了十二年。
幼儿时期，我总在纳闷一个问题，前后院坝的小伙伴是如何找到自己家的，因为她们的院坝千篇一律，没有标志性的门卫室，更没有王大龙跑在前面，指引着回家的方向。
可是大部分时间，我很反感跑在我面前的这条“龙”，我私下叫他：臭虫。王大龙在幼儿园时就是捣蛋分子。
和长大后我们总说，男孩子在小时候欺负谁，就一定是喜欢谁的理论完全相悖，他绝对不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他是纯粹地欺负我。
臭虫看不惯我的任何新鲜配置，小草莓造型的削笔刀、十二色的水彩笔、有水果芬芳的胶泥，都被他辣手摧花。
摧毁我的学习用具也只是冰山一角。
我不敢和老师家长提及他是如何欺负我的，毕竟被欺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其他小朋友也都没有告状。
“败家小女孩”这个锅，我默默地背着。
直到我被评为幼儿园的小红花能手，我拥有了一个铮亮的口哨。
二
做为小红花能手，我肩负着整理小方队的光荣任务。
我的专属口哨是银白色的，串着一条金*色的丝带。得到它的那一天，我用别在胸口的小方巾反复擦拭，直到它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挺胸收腹，脖子努力向上伸，做好这些准备时，我才允许自己把口哨戴在脖子上。
口哨立在胸口前，沉甸甸的。
很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奥运会颁奖仪式，奥运健儿站在领奖台上，恭恭敬敬地弯腰接受奖牌时，那种神圣的感觉似曾相识。
我只和小银哨搭配演出了一次，它就丢了。
我再次见到我的小银哨，是在张阿姨的脖子上。
张阿姨对闯入栋院坝里的一只狗疯狂吹哨，边吹边骂，因为那只狗把门卫室旁种的花花草草刨得一团糟。
张阿姨一瘸一拐地追着那只狗，在院坝里上窜下跳，我一眼认出了系着*丝带的口哨，正是我心心念念的小银哨。
看着张阿姨拼命吹哨把脸涨得通红，口水沫从口哨四周肆意喷射出来，哨子尖叫着击溃我的耳膜，响透整个栋院坝，我当场就崩溃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张阿姨急坏了，停下追狗的脚步，摇晃着身体赶来问我怎么了。
“王大龙偷我的小银哨！”那个“偷”字，我几乎是嘶吼着喊出来的。
后来，张阿姨带着臭虫以及小银哨来我家找我。她一遍一遍地说：“可怜我那死了的女儿小凤，要是她没死，我怎么会生了这么个不讲规矩的坏蛋。”
王大龙红着眼低着头站在他妈妈身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
我看惯了他嚣张跋扈的样子，从没见他这般。
我才知道，王大龙的软肋，就是他的妈妈。
三
那次以后，王大龙停止了对我的迫害。
可是他仍然是别的同学眼中的臭虫。
王大龙如果上课趴在桌上睡着了，老师会对旁边举手要上厕所的同桌说：“能憋下吗？”
因为坐在靠墙位置的同桌，需要王大龙让位，会吵醒这只捣蛋的臭虫。
后来，王大龙的同桌为了免受其骚扰，拿出辣条、信签纸、美工刀、队徽甚至是午休时间老师发放的瓶装牛奶供给臭虫，换得一时安稳。
臭虫收到那位同学主动上缴的贡品，开始竟还有点不好意思，一抹难得的笑容把他本来就小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线。
秉着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规则，王大龙对那位同学很关照。
后来其他同学纷纷效仿，俨然成了最早期的“保护费”。
王大龙收了这些“保护费”，也算遵守规则，有所作为。
如果其他班的同学欺负了我们2班的任何一个学生，王大龙一定会伸出仗义的拳头，一副我们2班的同学只能我欺负，其他人休想动的样子。
多次的“保护事件”之后，王大龙班霸的地位更牢固了。
王大龙总说，要当王，就得讲规矩。
小学三年级时，班级里刮起一阵搜集小浣熊干脆面包装袋的风潮。
15个包装袋就可以换一个小浣熊造型的手偶玩具。那时，15个包装袋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王大龙却成为第一个凑齐包装袋的人。
在众人瞩目下，他换来了我心心念念的小浣熊手偶，他看了一眼，顺手就丢给我了。
臭虫不屑地说：“那么母兮兮的娃娃，老子才不稀罕。”
想了下，王大龙又接着对我说：“这个送你了，你要讲江湖规矩，拿了我的东西，就不要动不动的给我妈告状哈！”
我看着全班同学“众筹”的小浣熊手偶，暗下决心，我得遵守臭虫的规矩。
当然，不遵守臭虫规矩的人，会受到他严厉的惩罚。
上初中后，王大龙再也不能独领风骚了。我们班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以王大龙为首的坏小子队。另一派，是女生派，一个穿着打扮典型小太妹风格的同学是掌门人。
像我这种平头老百姓，总是躲着双方帮派行动，两派往往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双方帮派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竟然是因为我。
四
初中的课间10分钟休息时间，大家总能找到不同的乐趣。那段时间，我疯狂地爱上踢毽子。
校门口的小卖部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毽子，两元一个。
我可以连踢个不歇气，还可以踢出各种花样，左脚定住右脚踢，右脚不落地踢吊球，还会左右脚交叉连踢30个。
当小卖部的2元钱毽子不能满足我时，我开始自己动手制作我的专属毽子。
钢圈从1个加到2个，再买一卷塑料缠带，剪成等长的无数根，一根一根地绑在钢圈上，直到它包裹了整个钢圈，再用梳齿密集的梳子把塑料缠带一根一根地梳散，反复测试改良，才制作出了一个我最满意的毽子。
展开的毽子摊在我的手里，像手心开出了一朵绽放的花儿。
我甚至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它助我成为了一届“毽王”。
那次和往常一样，一下课我就把毽子带到教室走廊上，当我正准备大展拳脚之际，小太妹帮派的老大站到了我的面前。
她一把抢走了我的毽子，什么都没说。
她尝试着踢了两次，每次都只踢了两下就落地。当最后一次毽子自由落体在地面时，她一脚踩住了毽子，对旁边的女生说“把它冲到厕所洞里去。”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面对人多势众的她们，脱口而出：“还给我。”
那个小太妹有点不可思议地回头看了看我，走到我面前，伸手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耳边说：“等着啊，我借用一会，下节课就还给你。”
说完她又加重了手肘的力量，我有点透不过气。
她果然很守时，下一个课间时刻，她把毽子还给我了。
“叮”的一声，她把毽子丢到我的桌子上。
一个光秃秃的毽子躺在我面前。
她把毽子四周的塑料缠带全部剪断，两个钢圈靠着仅有的半圈缠带艰难地绑在一起。
我的毽子，此时此刻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用推子把自己的头发一顿乱推，凹凸不平的样子，活脱脱像只癞疙宝。
枯萎的花朵，没有生命，连灵*也被羞辱。
我甚至不敢去摸一下我的毽子，就只能盯着它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小太妹帮派的女生围着我，并不打算散去。我哪里见过这架势，只能咬着嘴，屏着呼吸，尽量不让眼泪流下来。
此时就听见“哎哟哟”几声尖叫，所有人的视觉焦点瞬间转向声源处。
王大龙左手一把抓住了小太妹的头发，使劲下压，小太妹立马跪倒在地。王大龙右手拿出剪刀，“咔嚓”一声，把小太妹的头发剪掉一大把。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王大龙左手举着一大把头发，说“我的规矩是不打女人，但在我的班，也不能没规矩。”
他转头把那把头发丢给我，问：“这些赔给你，够做个毽子不？不够就再剪点。”
五
小太妹掉的不仅仅是头发，更多的是面子。
没隔几天，小太妹找了一群社会上的小混混，对王大龙实施打击报复。
小太妹也算知己知彼，她了解王大龙的好身手，便打了个人多势众的战术。十多个人把王大龙团团围住，个个有备而来，手里都握着一根钢管。
王大龙深知自己一人敌不过众人，便瞅准了带队的小混混，说要和他“单挑”，再不济给他半小时让他召集兄弟伙也好。
谁知这些小混混完全不遵守道上的规矩，还没等王大龙把自己的条件说完，便举起了手中的钢管。
那天我在栋院坝里，一直等王大龙回家。
王大龙被小混混群殴，弄得满身是血。小混混怕太招摇惹麻烦，拳脚之后脱了自己的外套让王大龙穿着回去。王大龙后来笑着跟我说，赚了，这外套是耐克的。
我们并肩坐在栋院坝顶楼的楼梯间里，昏暗的灯光让我分辨不出王大龙身上有多少脚印。他的头发被黑血疙瘩凝结成好几坨，外套盖着的短袖衣领处还有擦不尽的血渍。
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折磨着我，很多年后，网络曝出各路校园暴力事件的视频，我都不敢点播放键，总是果断关闭窗口，如果余光瞥见定格的画面，那种恐怖的氛围会瞬间击垮我，压得我透不过气。
直到如今，我的暴力深度恐惧症都不曾缓解。
那天我哭到全身发抖，王大龙却笑着跟我说：“莫哭了，都给你报仇了你还在哭啥子？只要你继续遵守规则，做为交换，我下次还给你出头。”
说罢，王大龙转头，用食指刮了下我的眼泪。
“就晓得哭哭哭，哭得老子烦得批爆，像个婆娘一样。我又没死，从小遇到事就晓得哭。以后我不在了，你哭给哪个看？”
“我本来就是个婆娘啊！”我抽泣着回答。
当时，我想我们这个院坝里的小伙伴，必然是从小到大都被安排在同一所学校直到毕业。王大龙永远都不可能，不在我身边。
转头看了下他，他的左眼肿得像一只灯泡，我恍然觉得，他眼里有光。
后来，王大龙又带头组织了两场复仇事件。每一次他要行动前，都会跟我说：“放学赶紧滚回家哈，不要在路上摸（四川话，耽误时间的意思）。”
我有点担心王大龙，他却说他只是教那群混混如何守规矩，教他们做人。
最终，这场世纪复仇大战还是曝光了。
两个帮派的头目分别被记大过，家长双双被请到学校来聊天。张阿姨仍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办公室哭述，自己女儿小凤是何等命苦，被自己害死，她受到了天谴，才生了王大龙来报复她。
六
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全家搬离了栋院坝。
搬家当天，张阿姨指挥着王大龙帮忙抬家具，王大龙任劳任怨。
我和张阿姨站在3楼和4楼之间的楼梯拐弯处，从过道窗台望出去，正好看到王大龙独自扛着个大饭桌，在楼下的门卫处调整姿势。
我那时的离别情绪并不浓厚，满心充斥着要搬新家的兴奋感。
张阿姨摸了下我的头：“小张要走咯，从小看着你长大，张阿姨还怪舍不得你的。感觉像自己的女儿要出嫁了一样。”说罢，张阿姨粗暴地用手猛拍了两下脸庞，大概是怕我看见脸庞有泪水划过。
搬家公司的工人还在忙碌着，一位老师傅扛着衣柜从我们面前走过，大喊了一声“盯到盯到，让开。”
就在同一时间，张阿姨说：“我想小凤了······”
那句话声音很小，几乎被那位老师傅的声音盖住。我甚至怀疑我产生了幻听。
王大龙忙上忙下，直到我坐上离别的汽车，竟然都没有看到他。
很多年后，我辅导亲戚家的小孩写作文，作文题目是“遗憾”。
小朋友睁着亮汪汪的大眼睛问我：“小冉姐姐，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我想了一下，回答他：“我没有和一个老朋友认认真真地道别，这让我感到很遗憾。”
那天之后，我和王大龙母子俩彻底失去了联系。
搬家时，王大龙一家还没有手机这种工具。
七
很多年后，在一个慵懒的夏日午后，我忽然很想回到栋院坝去看看。
这是我搬家后的第9年。
我想用打车软件预约一辆车，在输入地址时，我发现我脑海里只记得它叫栋院坝。
我两只手指努力地放大手机里的地图，认真地搜索成都的街道，还好，栋院坝还在那里。
栋院坝老旧了许多，再也不像印象中那样高耸又威武。陈旧的墙体上布满了爬山虎，反而添了几分文艺气息。小区里满满当当地停了一排车子，还安上了监控。车子停靠在我和小伙伴们曾经玩耍的小花园上——正是张阿姨种的那片花园。
大门口的门卫室被重新修建了，贴上了干净的瓷砖，门卫室顶上还设了防护栏。
一眼望去，每栋楼门口都有统一造型的门卫室。
图
每栋楼门口都有统一造型的门卫室
门卫室大门紧闭，张阿姨不在里面。
院坝里有一群爷爷奶奶，围坐在一个小方桌上打麻将。我挨个叫出了他们的姓氏，部分人竟然还记得我。
无意间谈起了王大龙，他们一阵唏嘘。
有一年张阿姨在那个收发室生了重病，倒在地上猛抽搐，直接翻起了白眼。王大龙背起张阿姨冲到街上。
可我们栋大门口是一条小巷，路边堆满了小商小贩，救护车根本挤不进来。王大龙当场拦了一个三轮车，谁知三轮车车主坐地起价，关键时刻硬要王大龙先付50元的车费，是正常费用的10倍。
老奶奶说，王大龙要立马走，三轮车要立马给钱。王大龙摸不出那50元钱。
王大龙头脑一热，抄起地上的砖头狠狠地砸向了三轮车主。车主直接被打倒在地，王大龙夺过三轮车，医院了。
后来，张阿姨拖着才刚刚好一点的身子，挨家借钱。对方要“私了”，金额是张阿姨家无法承受的数字。
几天后，张阿姨却放弃借钱了。
王大龙在夜晚入室盗窃，被主人当场抓住，他估计吓红眼了，直接拿出备好的一把刀，进行抢劫。
我问那位奶奶：“那王大龙呢？张阿姨呢？”
老奶奶摆摆手，说要上楼烧饭去了。边走边说：“王大龙被抓了，蹲大牢了。*府翻新改建小区，拆了那小屋（收发室）。他妈妈回老家了。”
老奶奶回头指着新收发室，说：“这都是今年才建的。”
王大龙这次违反的不是他自成一体的规矩，而是违反了法律。
那天回家，我问母亲，到底王大龙的姐姐小凤怎么死的。
妈妈说，当年张阿姨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生下了王小凤，那时的她年轻又贪玩。张阿姨把米糊糊装满奶瓶，刚喂进小凤的嘴里，邻居叫去打扑克，她便顺手把奶瓶倒靠在旁边的被褥上，任五个月大的小凤自己慢慢喝。
当张阿姨打完一轮扑克回到家中，看到小凤的鼻腔、嘴里甚至耳朵里全是米糊糊——小凤窒息死亡了。
我忽然想起，搬家的那天，张阿姨说：“我想小凤了，幸好我还有大龙。”
八
我现在住的小区有个独立的物管中心，有位保安大叔因为时常帮我签收快递和我比较熟。
他的孙子三岁了，最喜欢和我邻居家两岁半的小妹妹一起玩耍。
小男孩老抢小女孩的扭扭车骑，但是其他小朋友抢小女孩玩具时，小男孩又会帮她抢回来。
看着他们在小区里你追我赶，两小无猜，真好。
作者张小冉，公司职员
编辑
杨艳琪
点击蓝字查看作者其他故事
我的性启蒙女孩
↙更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