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切知识常常和意识联系着。甚至我们能够认识无意识，也只是通过把这转换为意识的方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实质在于解析特种意识的某些结构，这些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无意识材料的影响。那这些结构是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于无意识来说，直接通往意识和前意识的大门是封闭着的。检查员在门槛上守卫着，然而，我们也已知道，一切被压抑的本能并没丧失其能量，所以，常常竭力冲向意识。
它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部分采用妥协和变形的方法。凭借这一方法，它们来蒙骗检查员的警惕性。当然，被压抑本能的变形和伪装在无意识区域中完成。它们一出现，就哄骗了检查员，从而进入意识。在意识中，它们是不被发觉的。研究者正是从这里，从意识之中发掘它们并且加以分析。所有这些妥协的结构可以分为两种：1.病态结构：歇斯底里病症、呓语的思绪、恐惧症、日常生活的病态现象，如：遗忘名字、失言、笔误等。2.正常结构：梦境、神话、艺术创作，哲学的、社会的、乃至*治的思想等，也就是说，人的整个思想意识创作方面。这两种结构的界限是不稳定的。因为常常很难说明，正常结构在哪结束，病态结构又始于何方。弗洛伊德把最主要的研究花在梦境上。解释梦境形象的实际方法就成了整个精神分析的拿手好戏。弗洛伊德把梦境区分为两个方面：1.显意（manifesterInhalt），指梦境的形象。它们一般来自最近几天的模糊印象。我们容易回想起来，并且希望把它们告诉别人。2.隐意（IatenteTraumgedanken），指那些害怕意识境界，并巧妙地用显梦的形象来加以伪装的欲望。意识常常料想不到其本质。如何揭示这一隐意，也就是说，怎样解析梦呢？针对这一点，弗洛伊德提出了“自由联想”的方法（freieEinfalle）或者由所析梦的显象而产生的自由联想（freieAssotiationen）。应该让自己的心理获得充分的自由，应该减弱我们意识的阻抗和批评程度：无论什么，即便是最荒诞的、乍一看和所析梦没有任何关系的思想和形象都让它进入大脑。应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并给一切要进入意识的东西打开自由的通道，尽管它似乎是意识，失去作用或者和事情不相关的；唯独必须竭力捕捉心理中无意识产生出来的东西。我们一着手这项工作，就立即会发现，它受到我们意识的强烈抵抗。因为某种内在的阻抗滋生出来，反对进行梦的解析。这一阻抗有各种形式：有时我们以为，不用解析，显意就够清楚了，所以不需要任何解释；有时又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自己的梦非常荒谬和怪诞，以致于以为它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最后，我们往往谴责进入自己头脑的想法和形象，并把它们视作和梦境无关的偶然现象排挤进其发源地。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力图维护和坚持合法的意识观念，我们无论如何不想违背支配着这一最高心理境界的法规。为了揭示隐意，必须克服这一顽固的阻力。因为它就是作为检查作用的那股力量。它使梦的真实内容（隐意）变形，把它变为梦境的显像（显意）。这股力量也阻碍着目前我们的研究。它正是梦和我们回忆时遇到的那些无意识的变形现象容易迅速遗忘的原因。然而，阻抗的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出现的地方必然存在着被压抑的“未被检查”的竭力冲向意识的本能；所以阻抗力集结在那里。妥协的结构，也就是指梦境的显像以检查作用唯一允许的形式取代了这一被压抑本能。当一切表现形式的阻抗最终被克服时，那些经过意识、看来偶然并无联系的自由思想和形象，原来却是达到被压抑本能，即隐意的那根链条上的一些环节。这一隐意是欲望的隐蔽实现。这种欲望在大部分情况下（但也不总是）指性欲和一般幼稚型性欲。梦境的显像是欲望客体的换位表象，或者无论如何和被压抑本能有某种关系。构成被压抑本能客体的这些替换象征的规则非常复杂。决定着它们的目的在于：一方面，要维护与被压抑表象的某种哪怕是模糊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又要具有完全合法、无懈可击的意识形式所能接收的特点。这一点表现为，把某些形象融合成一个混杂的形象；确定许多无论与被压抑表象，还是与现存的梦的显像有联系的间接形象和环节；构造意识迥然不同的形象；把激情和冲动及其实际客体转化为其他模糊的梦的细节，把情感激动转化为其对立面等等。这就是构成梦境象征的手法。这些替换形象，即梦幻象征，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意识与无意识的、允许与不允许的（但总是所希望的）妥协是为什么而服务的呢？它们是为被压抑本能开辟通路。它们允许部分地铲除无意识，并且以此来使心理纯洁，摆脱其深处聚积的被压抑能量。在现实原则的压迫下，机体的一切本能和欲望的满足都遭到了拒绝，象征的创造是一种部分的补偿。这是妥协地摆脱现实的解放，是以“一切皆允许”和欲望的幻觉满足向幼儿天堂的一种回归。在做梦时，机体本身的生物形态是部分地再现了胎儿的胎内状态。当然，我们是在无意识地重新玩味这一状态，玩味这一向母腹的回归。因为我们脱去了衣服，盖上了被子，踡起了双腿，歪斜着颈子，也就是说，我们再造了胎儿的状态；机体与一切外界刺激和影响隔绝；最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梦境部分地恢复了唯乐原则的权力。我们现在以弗洛伊德本人分析梦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的一切。梦者刚在数年前死了父亲，其梦的显意如下：父亲已死，但又被掘出，他面有病容。他继续活着，而梦者则尽力阻止死者注意……其后梦及他事，看来，和这一问题没有任何联系。他的父亲已死，我们知道这一事实。“但又被掘出”——这和事实不符。对于以后的一切来说，不应该注意这一事实。但是，梦者说，在他给父亲送葬回来之后，他的一颗牙齿开始作痛。犹太人的宗教学说中有一格言：“牙痛，可以将齿拔去。”他想要照格言去做，因此，去看牙医。但是牙医说：“这颗牙不需拔去，只要忍耐几天。我想用药杀死齿下神经，你过三天再来，我把放进去的药取出来。”梦者忽然说：“这一取出，便就是掘出了。”“难道他的话对吗？其实，这不完全对，而只是大概如此。因为取出的不是牙本身，而至多是牙已坏死的一部分。据我们通过其他分析的经验，梦的工作是可以有这种遗漏的。在这种情况下，梦者因压缩作用，将已死的父亲和已死、而尚保留着牙合而为一。无怪显梦是如此荒谬，因为关于牙的一切话语显然不适用于他的父亲。然而，父亲和牙之间究竟有哪一种公比的成分呢？”梦者本人对此作了回答。他说，他知道，“梦中掉牙，就是家内要死人的预兆。”“我们知道，这种俗语的解释是不对的，或者最多也只是一种歪理。因此，我们在梦的内容的其他成分的背后，去发觉真意，便更感惊异了。”“在没有追问的情况下，梦者开始细述他的父亲的病和死，以及父子之间的关系，父亲卧病既久，儿子对于病人的侍候和治疗费用很大。但他仍忍耐着，毫不介意，绝没有希望一切早点结束的念头。他自诩在对待父亲方面能不违背犹太人的孝敬观念，而且坚守犹太人的法律的一切要求。”“然而，他的梦念难道没有向我们展示矛盾之点吗？他曾将牙齿和父亲混而为一。他一方面要以犹太法处置病牙，以为牙痛须即拔牙，另一方面又要以犹太法对待父亲，以为做儿子的不必顾惜金钱或精神上的损失，须承担整个负担，不要对父亲有所怨恨。假使梦者对于病父和对于病牙有同样的情感，也就是说，假使他希望父亲的病痛和费用因为他的死而早日完结，那么，二者情境的相同不更可令人信服吗？”我相信，这确是梦者对久病的父亲的态度，我又相信，他以孝顺自诩乃是想阻止这种念头的出现。人们在类似的情形下，往往不免希望病父快死，而在表面又装作善意的考虑。例如，以为这对父亲也是一种解脱。然而，请注意，此时我们已跨过了隐意上的樊篱。无疑其思想的第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只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只是当梦的工作正在进行时才是这样。然而，敌视父亲的心理运动大概早已在患者的“无意识”之中聚积，还可以溯源于儿童期。而在父亲生病期间，这些运动又一次胆怯地化装潜入意识之内。对于成梦的其他隐意，无疑，我们更可以作此主张。确实，梦中没有对父亲怨恨的表示。但是，我们若追溯到孩提时代梦者对父亲的怨怒，便可知他之所以畏惧父亲，乃是由于他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后有手淫为行（俄狄浦斯情结——沃洛希诺夫注），而他的父亲往往加以禁止。这便是梦者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对于父亲的情感略带敬畏的色彩。而敬畏则来源于早年的性的威胁。我们现在可由手淫的情结来解释梦中其他的说法了（各种感觉一起和儿童的手淫联系着——沃洛希诺夫注）。“他面有病容”，实暗指牙医的另一句话，这里没有牙就未免不好看了。但是同时又暗指青年在青春期内因性欲过度，而流露或害怕自己流露的病容。梦者在显梦里的病容由自己转向他的父亲——这是梦的工作的拿手好戏之一。“他继续活着。”这句话一方面是指求父亲复活的愿望，也符合牙医保牙不拔的允诺。“梦者尽力阻止他（父亲）注意”，非常巧妙地引导我们用他已死来完成这一句话。但句子的填补实际上又可指手淫那一情结。年轻人当然要设法掩盖自己的性生活，而不使父亲探悉。“你们由此可见，这个不可解的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由一种奇异而引人进入歧途的压缩作用所构成的。因为此梦的一切形象都来源于隐意，并且造成双关的代替物，以代表隐意……”精神分析的释梦正是这样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联想法为揭示一切中间物（病牙及拔牙的必要性）提供了可能。这些中间物把显梦（父亲被从坟里掘出）和被压抑的无意识本能（杀死父亲的幼稚型欲望）联结起来。此类的隐意是仇视父亲并希望他死，只是在显梦里加以了伪装，以至于这一显梦完全满足了意识的最严格的道德规范。大概，弗洛伊德的病人难以同意这种对他的梦的解析。这一梦之所以有趣，在于其隐意（即暗藏的欲望）为患者一生蕴藏在无意识之中对父亲的敌视情绪提供了出口。梦浓缩了他一生三个时期的无意识的敌视本能：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的，性成熟时期的（手淫情结的），以及最后，父亲生病和死亡时期的。无论如何，在这一梦方面，分析的探针深透到了最底层，即俄狄浦斯情结的幼稚型本能。在分析妥协的结构的其他形式时，弗洛伊德仍然运用这些方法，首先把它运用于研究各种神经病的病态症状。要知道，弗洛伊德是出于病理学的需要才去释梦的，他试图把梦当作病症。如果分析梦的方法被研究出来，得到完善和琢磨，那么当然，神经病症便成了无意识及其内容的结论的主要材料。显然，哪怕是稍微深入一点这一有趣而专门的方面，我们都不能做到。所以我们只能有限地说一些弗洛伊德方法在精神病学方面的运用。在每次精神分析时，患者应该向医生公开由于其病情症状而进入头脑中的一切。这时，就如同释梦一样，主要的任务是克服患者的意识表现出的阻抗。然而，这一阻抗同时为医生作出一个重要的提示：凡是在患者心中意识阻抗特别激烈的地方，恰恰正是“病原”所在。这一“病原”应该成为医生工作的主要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有阻抗，哪里就有压抑。医生的任务是挖掘到患者心中被压抑情结，因为一切精神病的根源在于没有成功地压抑住患者的某种特别有力的幼稚型情结（最多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说，在揭示出情结之后，需要让它消逝在患者的意识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患者首先应该接受（承认）情结，然后，依凭医生的帮助，全面地根除它，也就是说，把对这一情结的不成功的本能的压抑（Verdrangung）变为有意识的理智的斥责。这样，治疗就完成了。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一系列非常广泛的日常生活现象，如失言、笔误、遗忘词和名等等。在分析时，它们都是与梦境和病态属于同一类型的妥协的结构。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正是致力于这些现象的研究。我们从这方面举几个例子。某个奥地利法院的院长在一次开庭时说：“先生们，我承认合法的出庭人数，所以我宣布闭庭。”当然，他本应说“开庭”。如何解释这种失言呢？这次开庭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他在心灵深处希望看到闭庭。显然，这种希望，他无论怎样都不会承认。然而正是它不顾意志和意识，打断了他的语流并且歪曲了它。另举一例：一位教授在发言中打算说：“我没有能力（Ichbinnichtgeeignet）来充分评价尊敬的前辈所做出的一切成为。”但他没说这句话，却说了：“我不想（Ichbinnichtgeneigt）评价一切成就”，等等。这样，在应该说“geeignet”(没能力)的地方，他误用了一个音很相似的词“geneigt”(不想)。这就完全得出了另一个意思。然而，这正好表明了教授在专业方面对前辈的一种无意识的不友好态度。这种类似的过程也表现在忘记某个词或者名字本身的现象之中。当我们试图回想起任何被遗忘的名字时，我们的意识中总是会浮现出和被遗忘名字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某些其他的名字和思想。这些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的名字和思想类似于梦的替换形象。借助于它们，我们就可以找到被遗忘的。这种情况总是在于，遗忘的原因是联系着被忘却名字的，某些使我们不愉快的回忆。正是它把这个毫无过错的名字引向了“遗忘的深渊”。弗洛伊德就曾举过一个这类的例子。他说，“一次，某个陌生人请我到饭店里和他同饮一杯意大利酒。但是，他却忘记了想要喝的酒的名字。他之所以遗忘，只是由于他对这种酒有某种特别愉快的回忆。有许多不同的代名相继引起，我从而推知他因一个名叫赫德维的女人，而遗忘了这种酒名。他不仅承认自己曾经在初尝此酒时遇见一位名叫赫德维的女人，而且由于我这个推测，而立即记起了酒名。那时，他已幸福地结婚了，这个赫德维则属于不愿回首的往事。”这样，意识与无意识的斗争和妥协构成了我们熟悉的心理活动，据弗洛伊德看，它渗透进一切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来源：第一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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