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你好，李焕英》中穿越回到过去阻止妈妈嫁给爸爸的情节引起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有许多网友都表示，如果真的可以穿越，一定会告诉妈妈，不要嫁给爸爸；要去读书，去看世界，去买股票，去自我实现。
在《杀母的文化》一书中，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分析了战后美国女权运动当中“杀母”的倾向——文学与电影里对母亲的否定和痛斥。之所以要“杀母”，是因为主张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希望与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划清界限，她们痛恨母亲，是害怕变成这样的“母亲”；这一倾向随后在女性主义者们认识到压迫者是父权社会而不是母亲、他们恨的是制度化的母职而不是母亲之后不再流行。
“杀母”与“救母”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是女权运动发展的相似阶段在不同社会当中结出的不同果实；它们都可追溯到一种因为女权思潮的影响，价值观改变，从而害怕自己变成母亲的心理。重读美国女权运动史上这一段被埋没的历史，或许能够让我们和“贾晓玲”们思考，如果不去寻找造成母亲苦难的真正的制度成因，不去推动制度的改变，让社会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价值，同时改善女性在家庭之外的生存环境，即使穿越回过去，个体是否真的能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说“杀母”是美国女权运动当中的一种阶段性误判，是女权主义者们找错了靶子，那么认为母亲能够脱离其社会环境做出超前的选择，并从父权制社会造成的苦难中豁免，是否也是缘木求鱼呢？
*节选自《杀母的文化》第九章“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本章探讨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文学与电影里女性对妈妈之否定，痛斥其为传统“贤妻良母”角色楷模的传送带，但在攻击妈妈懵于基督教的性压抑、非理性以及对子女掌控方面则基本与男性的杀母雷同。然而，“杀母”的行动体（agent）既然从儿子变成了女儿，则必须另辟篇幅。至20世纪末泛滥成灾的“多重人格分裂症”的话语亦于这个时期初露头角，但病例多为女性，起因也全部归罪于妈妈，和80年代中期以后“多重人格分裂症”散见于两性，而且主要归罪于爸爸颇为不同。这些时代特征使历史学家得以切割出一个“女性杀母”的时代，让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岩层重见天日。
“杀母”作为一种共识
战后美国的新女性也追赶上美国男性成长的“分离与个体化”模式，视“杀父杀母”为反抗权威、摆脱小辈地位、在心理形势上同上一代扳回平手的必经手续。今日的女性主义观察任何事物都得透过“性别”角度，在20世纪末年趋极端化，几乎把男与女看成两个不同的物种。但是，在美国人把个人当作“主权国家”般捍卫上头，笔者偏偏看不出有什么性别差异，60年代战后女权起步时如此，今日亦复如此。顺着这种“分离与个体化”逻辑，势必把两性的鸿沟夸大如同交战国，但这何足怪哉！敌国心态早已存在于两代之间。
只要“性别角色认同”教条仍具支配力，即使美国的新妇女也会扬弃恋母的男子——他们是被“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淘汰出局者，除了妈妈之外对其他女性毫无用处。新妇女也会对这种男子说：“你和妈妈之间做个了断之后，再来找我。”在80年代中期，同性恋的泛滥已相当明朗化，礼品店出售给女性用的一种咖啡杯子，上面列了三个项目：希望我约会的男子，第一不是已婚者，第二不是恋母者，第三不是同性恋。
今日美国同性恋势力的急剧上升，已动摇了性别角色教条的权威性，换而言之，人们已较少感受20世纪中期那种“男人必须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必须要有女人的样子”的压力，但反抗父母仍然天经地义。因此，今日的女同性恋者虽然与男人没了瓜葛——他恋母、杀母不关卿的事！——但搞女同性恋也是一种叛逆，与“杀父杀母”休戚与共、战线统一。简言之，一个人如果被上一代“阉”掉，在美国会被当作“人权被剥夺”，这种事会受到所有人声讨。因此，不论是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在与上一代分离方面并无歧见。
此外，男性的杀母幻想把传统的母亲角色“杀”掉，对根本不想当母亲的新女性来说，乃正中下怀、求之不得。她们在男性已培养的舆论基础上，进一步把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予以彻底否定。在80年代晚期，我听一位美国女教授演讲美国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在发问期间，我指出美国文化里广泛弥漫“杀母”意识，似乎在人格成长程序中就设计了这种暴力。没料到女教授回答说：“把妈妈‘杀掉’不是很好吗？如果把妈妈放在神座上膜拜，等于是把女性限死在牺牲者角色里！”
插图：《真相》剧照按照这个逻辑：搞母亲崇拜，男性即无须对女性用直接暴力，而是把它制度化了，亦即是要求女人当“司爱女神”，让她自己对自己施暴力、成全别人。如熟悉东亚民族的母亲崇拜，会感到此乃一针见血之论。但美式思维漏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东亚文化母亲“如同完人”的幻想虽然猖獗得很，却同时赋予她至高无上地位和不受挑战的权力，以致妈妈笼罩了中国人意识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人的问题出在：男性对来自这个方向的威胁已经有了警觉，女性如无其他伸张之道，光凭当母亲，非但不会被放在神座上，反而会变成众矢之的。这或许说明美国女权运动为何特别发达。《母亲死结》（）一书的作者简·拉扎尔（JaneLazarre）说母亲全日操劳，非但没有工资，整个人生是献给别人的，“到头来却被既把她们偶像化又对她们口诛笔伐的社会夺走了自尊，最近又遭妇女运动的声讨”。说穿了，美国战后妇女解放走的路子就是舍弃母性化的溶解人我界限（当“司爱女神”，用施予的方式赢取男人），而去模仿男性的“分离与个体化”理想（独立自主，用暴力捍卫自己的疆界、地盘）。
美国的“个人形成”程序既然用暴力去象征，女性在以“杀母”作出发点后，势必走上“杀夫”之途，最后则以“杀父”为水到渠成的终局——这个步骤刚好把男性从杀父开始的“成人仪”程序颠倒。的确，男性的“国王必死”构思是为了继承父权，新女性的“杀父”则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父权社会，是与男性权力较量的棋局上最后的将*一着，但这超越本书讨论的范围。在本章里，我只谈她们在战后走出的第一步棋。……
插图：《绝望的主妇》剧照
炮轰“家庭主妇”角色
当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对“妈妈”的态度是毫不含混地划清界限。对美国的新女性说她“很像她妈妈”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年，女权活跃分子朱迪斯·阿堪纳（JudithArcana，—）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的是对名美国城市妇女的访谈，其中统计数字显示出：63%的妇女说“她们有意力图避免以母亲为女性楷模（…theyconsciouslytriednottomodelthemselvesaswomenaftertheirmothers）”。近期的一部女权著作《母女革命》回顾当年众多的新女性与“母亲”决裂，指出有势在必行的原因：“母亲们将她们女儿时代学会的一套重复在女儿身上。她们教导女儿变成像她们一般的女人，用取悦男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男性享有特权的世界里。”
插图：《绝望的主妇》剧照
在战前已成名的女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Hellman，—）在年回忆说：她对妈妈本人没有恶感，但看不惯妈妈在爸爸面前的奴性，并且对她狭小的女性世界产生幽闭恐惧：
妈妈似乎只做爸爸想要的事情，我们（指子女）过的却是妈妈要我们过的生活。她深切地想拖住爸爸，总是尽量地取悦他。但不论爸爸怎样地骂，妈妈总无法改掉一些古怪的习惯，这些怪习（的心理来源）弗洛伊德早已了然于胸。窗、门、炉灶像**一般地缠住她，在其前她会站立发呆达半小时之久，离屋外出时，她常坚持回到屋中去，而我们则不论哪种气候都得在外面等待她。在当年，妈妈或许不愿离开家庭这个安乐窝，在其中她有大部分的掌控权，但在海尔曼这个解放了的新女性眼中，家庭主妇的领域变成了一个牢笼，而妈妈乃即使笼门打开了也已不懂得飞的笼中鸟。在她笔下，爸爸斥责妈妈“古怪的习惯”而她再顺从总是改不了，完全符合20世纪中期美国文艺作品和电影里频频出现睿智的爸爸批判乖张的妈妈之桥段。事实上，海尔曼这段回忆令人想起《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里的查理的妈妈：天寒地冻并在刮风，她还在门外洗窗，让邻居看到她在做家活，以便炫耀自己是“贤妻良母”，而这个怪癖曾受过爸爸的指责。海尔曼的妈妈并无炫耀的动机，但整个人生视野固置在家内则一。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式的“理性”是否只能在男性化的“公共空间”中培养，而“家内空间”则是病态丛集的温床？这里反映的是对情感领域的极端不信任，纵使比中国人更计较个人的童年必须在有“爱心”的环境中度过，却又更焦虑地警惕不要受其迷惑而长期陷在它里头。这种对情感领域的极端不信任，总是将人间的条件都朝理性化方向集拢，那就是成人阶段的、个人主宰的、人我界限分明的、锱铢必较的、按章办理的、对簿公堂的公共领域。它充分解释了美国人格的“反思乡、反怀旧”的特色。然而，把家内领域看作导致心理残废的场所——这种思想之所趋，就不只是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而是把对家庭的幽闭恐惧症扩散蔓延于全社会，导致今日的激进派鼓掌欢呼核心家庭的瓦解，以及让公共领域的法权关系全面侵袭家内的人情，把所有人际关系都法权化。这股倾向已从习以为常的夫妻民事诉讼演变到由男女约会产生的性侵刑事案件——对保卫隐私几近歇斯底里的美国人，却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机器介入亲密关系，这无疑是美国人最大的悖论、最深的讽刺，也是最牢的死结。
“家内空间”的负面化和传统妇女角色之遭轻蔑，亦表现在女权分子南希·弗莱迪（NancyFriday，—）自传式的《我的母亲/我的本人：女儿寻找认同》（）一书里。该书细腻分析她如何逐渐否定妈妈灌输的传统妇道，发展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她的角色楷模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一位“有自己风格，肯定自己，独立特行，以与众不同为荣”的姨妈。她不便明说的倒是：她认同的其实是男性理想。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文艺里大量流露仇母情绪。露西尔·克利夫顿（LucilleClifton，—）的诗告诉我们，妈妈没有发展“自我”，也把女儿永远当作一片空白的小孩子，而且只懂得训练她做“女主内”的家务：
妈妈如果有声音她就只有一种声音乖女乖女乖女把房间收拾干净。身为上一代女性的母亲，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当女儿性别认同的楷模，想把旧女性角色在女儿身上重演。为解放而奋斗的女性，必须冲出这个牢笼。米丽安·帕尔玛（MiriamPalmer）告诉我们：
在我母亲的空树干里我睡过了漫长的严冬现在是时候了，我将冲碎融解中的积雪。插图：《秋日奏鸣曲》剧照
争取解放的妇女对母亲的仇视，其实是一种自我憎恨，因为她在母亲身上看到自己不想变成的模样，但妈妈已经是女儿身上无从铲除的部分，像一面自己不想照的镜子。雪莉·考夫曼（ShirleyKaufman）在《母亲们，女儿们》（“Mothers，Daughters”）一诗中，写女儿拼命想形成一个独立的人格，结果仍然是母亲的绝望状态之镜中反照：
她是残忍的，似乎我的自惭形秽在同时惩罚着我俩。我们啃咬着彼此的头颅骨。给我那属于我的。我得把她曳回去，把我窒息在她里面，她在我里面。在《蛇发妖来当缪斯》（“TheMuseasMedusa”）中，梅·萨滕（MaySarton，—）用古希腊神话的蛇发妖比喻母亲，凡人看了她的脸都会化作石头，但女诗人已经敢直视妈妈的脸，并把那上面凝固着的千载愤恨化为创作泉源，自然也化作为女权斗争的动力：
我把头转过来！（原来）是我的脸。
我该探究那凝结着的狂怒——
那秘密、自封、被蹂躏的地方啊！
我感谢蛇发妖赐予的这份礼物。
插图：《秋日奏鸣曲》剧照
在20世纪80年代，女权理论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Rich，—）调头回顾，对当年女性普遍的仇母做出如下的评语：“妈妈恐惧症（matrophobia）可视作女人的自我被撕裂，想一了百了地清算掉我们母亲的全部枷锁，成就个体化（individuated）与自由，而母亲则代表我们自身之内的那个受害者（victim）——那个不自由的女人，那个殉道者。”
前引《母亲死结》一书的作者简·拉扎尔记载当年她以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家眷身份接触法学院女生时心中产生的自卑，后者是“她们这一代妇女中最有成就者”，不用说“至目前为止抗拒了婚姻的牵扯，更甭谈为人之母”；大部分家眷选择留在法学院学生妻子联谊会里，“只有一小撮提起勇气参加［法学院女生的］妇女解放组织，面对比自己成功的姊妹们，心中充满怔忡”。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就这样在妇女之间制造了新的等级、身份制与不平观，令为人母者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此情此景，令人想起年的电影《母女情深》（TermsofEndearment）中之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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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母的文化》
副标题：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三辉书系丨孙隆基作品
孙隆基著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在美国，“杀母”成为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中反复出现、不断蔓延的经典意象，贯穿了整个20世纪。本书以这一看上去非常奇特的意象为中心，对美国的报刊、书籍、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乃至外交、教育、犯罪学等领域进行了剖析；又进一步追寻了这一意象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尼采、弗洛伊德、苏里文、魏宁格等人对美国大众心理的影响，并将之归因于“伟大的美利坚制度”——异性恋罗曼史，即两性的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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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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