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拜德雅的新书《生命*治：现代国家治理术》。作者简介：张凯，年生，现工作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方向为法国哲学、文化研究、空间研究等，译有《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合译）、《疯狂的谱系：从荷尔德林、尼采、梵·高到阿尔托》（合译）和《非*治的范畴》等书。
医学与健康*治
在个体一极，治安通过设立警察机构实现对所有个体的监视，这是在个体层面加强对人口的治理。在人口的整体层面，治安则要保证所有人“生命”的健康和幸福。然而，福柯并没有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治安所要维护的始终都是人口的安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一方面接纳了规训机制，在社会上设立密不透风的监视之网，鉴别“有危险的个体”，监督所有人“规训化”的进行。尽管警察并没有取代其他规训机构的功能，但它却成了一种“纪律”的象征，一种促进规训社会形成的*治力量。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安全还意味着要“活着”，而且“活得更好”。也就是说，治安还要承担维护人口“健康”的安全，要保证所有人不受“疾病”的侵害。一个是规训的*治化，一个是健康的*治化，这是治安面对人口问题时所要承担的两个任务。
重视人口的健康，这并非仅是“生命*治”所特有的现象。18世纪之前的所有*体都不可能忽视领土范围内臣民们的“健康”。因为健康与臣民的数量、财富、*队的战斗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此时的健康仅仅是一种与“死亡”相对的现象。国家权力在某一时刻调动起来保卫臣民的健康，仅仅是在面对疾病、瘟疫、灾祸时才会采取的行动。而18世纪*治领域所出现的变化是，国家必须随时注意人口的健康状况，要防范任何可能侵犯“健康”的事物——保卫健康是*治的常规行为，而非国家权力的“应激”反应。一方是臣民们非生即死的“健康”，一方是人口“活着”的健康状态；一方是消极被动的财富象征，一方是独立的与外界有着复杂联系的“自然”领域。在福柯看来，正是“人口”（臣民）知识的转变造成了*治策略在健康问题上的变化。国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