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对很多离家闯荡的年轻人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考验。
精神分析说，越是分化得不彻底，越害怕靠近。
在深圳工作的杨阳，不打算回家过年了。虽然他好不容易抢到了火车票。
他是从西北边陲出来的孩子，来到深圳工作。别人干8小时，他干10小时，别人干10小时，他就干12个小时。深圳，这座靠海城市的繁华将他震慑到失语，他从未想过，同一个中国的城市，居然有着这样大的差别。他想用勤奋努力填补投胎时落下的鸿沟，摆脱和洗去自己身上曾有的小镇烙印。
工资涨了，职位升了，但离他梦想中的房子，还遥遥无期。而春运抢票这件事，再次提醒着他外来人口的身份。和百万返乡大*，在车站口和携程APP上混战，这种混乱和拥挤的感觉，对他来说可能是剜肉一样痛：奋斗这么久，我依然是小镇男孩。
所以就不回去了。一来不想把短暂的休假全部浪费在路上，二来更不能承受的是身份的落差。
或许对杨阳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回家，意味着接受命运对他自恋的检视。好不容易装裱起来的一线精英人士的形象，在回家这件事上又瞬间被剥了个干净。如果他不幸因此试图和自己的个人历史对抗，产生自我厌恶，他就陷入了一个怪圈：用不可改写的出身伤害自己。
对杨阳来说，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但是他无法阻止别人这么看。他希望战胜这种规则，而他不知道的是，正因为他内心首先认同了这种规则，才需要和规则进行搏斗。
事实上，如果他自己内心深处并不为自己的出生而自卑，那这种规则对他根本毫无影响力。我们以为回不去的是家乡，而我们真正无法接受和面对的，是自己。
还有一些人，虽然离家千里，但仍然事事要听父母指挥安排。身在千里之外，但那个无形的家门，其实始终没能真正迈出去过。
就像《延禧攻略》里的娴妃，人在紫禁城，其实和生活在父母身边也无二致，父母的影响和要求，仍在时时刻刻左右她的选择。《欢乐颂》里的樊胜美，也是身在职场拼杀多年却仍被家庭遥控奴役的小女孩。
一个人是否健康，就看他是否能够从原生家庭中跑出去。能跑得越远，说明分化得越好越健康。换言之，只有在心理和现实层面都跑得足够开阔足够远时，再回家，才会有幸福的重温之感。
一个不能跑远的人，在成年之后仍然离自己的原生家庭非常近，那种感觉已经不是亲密，而可能是恐惧，是被吞没和被湮灭的恐惧。
像娴妃和樊胜美这样的人，有着离家的渴望和诉求，但又被家牢牢控制着命运。平时，身在外地，和原生家庭的物理距离，对她们而言尚算得一种保护和防御。一旦回到家，连物理距离都不见了，一成不变的亲子互动模式，数十年不变的老家的样子，重置恢复成了当年的出厂设置。
在心理意义上，这不亚于靠近死亡。
欧文·亚隆曾说：“只有真正活过的人，才不害怕死亡。”对于那些还没能完全的、痛快的活过的人来说，靠近随时能把自己恢复出厂设置的人和环境，不亚于否定消除了自己的全部存在。
所以他们需要离家远一点，让自己的那颗细弱的心灵之芽，避免颠簸和折断的风险。
只有真正离得开家，并且离开过家的人，才能将家视为休息的港湾，而对那些没能离开，或无法摆脱家的人，家则可能是禁锢自由的牢狱。
文章转自：极光中心（ID：we-are-in-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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