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与国际关系
伊尔加阿派恩
杂志“道加瓦”№1,
一百多个族群的代表生活在拉脱维亚——通常这些族群很少。其中只有18个,人数超过人。民族间关系的中心环节是拉脱维亚的俄罗斯问题。*治家、记者、作家在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媒体上写了很多关于说俄语的人口的权利和问题的文章。它们反映了拉脱维亚俄罗斯居民的不确定和焦虑情绪。但*治投机和蓄意煽动情绪也与这个话题有关。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主要是从社会心理而非*治方面。
如果没有广泛的历史方法,就不可能考虑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的地位。这个问题具有国际甚至全球背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一个拥有四百年历史的帝国崩溃之后,正在经历其历史的转折点。所有俄罗斯人都经历过这种情况,也许更严重的是那些生活在俄罗斯境外的万人。
在年8月事件发生后的两年内,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大量关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出版物。L.Drobizheva、G.Pomerants、D.Dragunsky、A.Tsipko、A.Migranyan、A.Solzhenitsyn、N.Ivanova、V.Yaroshenko谈到了这个话题。出版物的作者指出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这些特征,一方面是它的普遍性、反应性和弥赛亚主义,一种“爱国”的巨人症以及与国家理念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一切与一个巨大而强大的国家存在的历史有关-与另一个国家有关。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人来说意味着失去了对其他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负责的第一国家民族的地位。所有作者都注意到这个打破关于自己、关于自己国家的想法的过程的痛苦,有些人甚至写下了失败的痛苦。
在已成为独立国家的前苏联各民族共和国中,这与许多其他情况相叠加。首先,这是*治地位的急剧变化:该国第一个民族,即国家民族的代表,发现自己处于外国民族群体(少数民族)代表的位置。例如,移居拉脱维亚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没有将这一举动视为与长期适应相关的移民。人们搬到自己国家的共和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现成的讲俄语的环境中,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
其次,是特权的丧失,然而,这并不是特权,而是某些优势,但现在人们却把特权的丧失视为歧视。我们不是在谈论最高nomenklatura的特殊地位,而是在相当广泛的阶层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他们以前领取个人养老金并享有退伍*人福利。数十万人与工业经济有关。直接或间接为*工综合体服务的最现代化企业为其员工提供了其他城市居民所没有的许多优势:获得公寓、更好的供应等的可能性。最后,所有讲俄语的人都没有特权适应国家环境,不要学国语。现在他们面临学习国家语言的需要。
第三,对于二战后移居拉脱维亚的全体居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讲,他们被置于占领条件下移居这里的外国人的地位(如您所知,年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的事实已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承认)。人们实际上从未觉得自己是苏维埃化的工具,苏联西部领土的殖民化,帝国的使者,尽管客观上他们扮演了这个角色。大多数生活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人的这种法律地位与他们权利的真正侵犯有关。
拉脱维亚尚未通过《公民法》,只有新议会才会这样做。与此同时,只有那些在年6月17日之前拥有拉脱维亚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恢复其权利,无论其国籍如何。大约75%的居住在拉脱维亚的非拉脱维亚人和大约25,名在年后返回其历史故土的拉脱维亚人没有参加塞马选举。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在非公民入籍之前宣布保障其人权。比严格的法律更糟糕的是他们不遵守,例如地方*府,更难的是官僚的专横。
鉴于这里提到的许多现象,如果俄罗斯居民现在在那里,他们就会在他们的历史故乡遇到。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主张都是对新独立国家的领导提出的,这是对其地位急剧恶化的责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拉脱维亚俄罗斯人目前的意识状态可以被描述为心理不适,甚至是心理冲击。自我体现在民意调查、信件、特约采访中。
人们普遍认为,年8月以后在前苏联领土上发生的过程没有历史可比性。与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地位有关的当地情况可以与年代初独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相提并论。然后,既定的特权波罗的海非穆斯林和拉脱维亚当地俄罗斯人口的存在模式彻底崩溃,拉脱维亚发现自己在一个年轻的独立国家中与俄罗斯隔绝。
人们可以从75年前和现在建立一个独立的拉脱维亚国家的过程中看出共同特征。这两种情况都体现了外交*策因素对拉脱维亚命运的巨大影响。如果没有欧洲规模的剧烈变化,-年独立的拉脱维亚国家以及其他在帝国废墟上的独立国家——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形成是不可能的。同样,*变的失败——年俄罗斯的“八月革命”直接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和一些独立国家的出现。20世纪拉脱维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漫长而艰难的,但年和年的独立本身却出人意料地来了。
相似之处还体现在-年和-年。拉脱维亚人民是主要的*治力量,是实现拉脱维亚国家独立的斗争的发起者。但随后存在显着差异。然后,在-年,拉脱维亚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急忙宣布他们将依靠拉脱维亚全体人口,最初通过的关于公民身份和少数民族学校的法律非常自由。结果,拉脱维亚人口的绝对多数(约96%)成为公民。学校教育、公共和文化生活领域的民族文化自治模式实际运行到年5月,促进了俄罗斯、犹太人、德国和波兰人口适应新环境。
然而,没有理由将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描绘成田园诗。组织严密、雄心勃勃的德国民族集团起初坚决反对为了拉脱维亚农民的利益而实施激进的土地改革,要求*治自治,承认德语为第二国语。一些俄罗斯组织(俄罗斯民族联盟)主张扩大少数民族的权利(向国际联盟请愿的权利),这意味着对拉脱维亚国家事务的不断外部干预。在Seimas的会议上进行了激烈而冗长的辩论,c。导致妥协。
最后,在我们看来,当前种族关系最显着的不同是,拉脱维亚人的处境比75年前要糟糕得多。那时没有任何东西威胁到拉脱维亚的语言和文化。作为其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年为75%),拉脱维亚民族可以为其他民族社区承担*治和道德责任,并在议会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为少数民族提供广泛的权利。
在90年代初。拉脱维亚人仅占该国人口的一半,在所有主要城市都是少数族裔(里加约三分之一,陶格夫匹尔斯约13%)。国家语言法实施困难重重,克服了讲俄语的部分民众的心理阻力。拉脱维亚国家在半个世纪的极权主义压力下,在*治上和心理上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为其他民族群体的命运承担责任。在这种氛围下通过的有关他们权利的法律被证明是严厉的。所有这些都使非拉脱维亚人口的融合变得复杂——这比75年前更加痛苦。
民族关系的紧张,与这些关系以往的历史经验,与人们的历史记忆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个因素在今天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人民的人口、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激进*治团体试图推测实际问题的恶化。从那里——从最近的过去——产生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从那里产生苦涩,有时甚至是不妥协。帝国的历史仍然以其阴影掩盖了今天的新现实。
现在让我们转向拉脱维亚人的历史记忆。在拉脱维亚的历史上,有过种族间交流的民主传统的宝贵经验。例如,不存在民族群体之间的领土矛盾、宗教不容忍。俄罗斯老信徒、犹太人、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已经在拉脱维亚生活了几个世纪。在拉脱维亚人中——三个忏悔的代表,既没有俄罗斯恐惧症,也没有反犹太主义。然而,过去50年的遗产应该被认为是非常沉重的。中央强加工业巨头的强制建设,超级工业化导致里加人口过度增长,农业滞后,生态危机和不断的移民潮。
通过拉脱维亚筛选了大约万人,直接增加了大约90万人。迁移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并随后进行调整。同样的迁移是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性攻击,随后是共和国的殖民化和*事化。令人震惊的人口变化——拉脱维亚人的比例从人口的4/5下降到一半——发生在一代人的一生中。
拉脱维亚国民生活中最痛苦的方面之一是拉脱维亚语的现状及其在社会中的客观作用。拉脱维亚人在这件事上的特殊敏感性也在历史上得到了解释。直到年之后,拉脱维亚人才在该国历史上第一次找到了母语学校。在此之前,几个世纪以来,学校要么是德国化的工具,要么是俄罗斯化的工具。苏联国家*策的结果是,到年,拉脱维亚语被迫退出现代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家庭、学校、剧院中保持其地位。因此,语言复兴运动,赋予其国家语言的地位,并在实施国家语言法的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顽固性,是一致的。
绝对不可能不考虑苏联有目的的人事*策的后果。nomenklatura的民族和社会构成从一开始就由它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年)确定。对干部队伍的严格控制、对机构的清洗、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运动最初是针对那些留在德国占领的拉脱维亚的人,也就是说,针对几乎整个拉脱维亚人民,以及总体上针对当地人口的部分。工业、运输、贸易领域的主要工人被复员的*官和其他共和国派遣的工人完全取代。
nomenklatura形成过程中的一般大国路线后来表现在前地下工人、前线士兵从拉脱维亚师到县、区、到机构中下层的系统性运动中。反映拉脱维亚人在*和苏联机构中的份额的*统计平均数字旨在掩盖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关键指挥所掌握在莫斯科特使手中:里加中央机关、*委指导员、企业*委书记、人事机构负责人、董事、总工程师等。年在拉脱维亚共产*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上击败全国*治精英。
就这样,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人为形成了一个完全以俄语为主的两族社会(并没有长期成熟)。尽管行*官僚机构手中的俄语已成为在世界各地完全取代民族语言的工具,但我们愿意确定这一模式并将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苏联。
一段时间以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媒体掩饰拉脱维亚民族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在前*权的条件下,真的一切都那么糟糕吗?关于给拉脱维亚人的民族人口状况带来灾难性变化的苏联极权主义,那里还说:“。..bends,虽然非常陡峭。”从这样的立场考虑拉脱维亚俄罗斯人口的问题是不道德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解释当前的心态。
斯大林在战争年代提出的俄罗斯人的长子权思想,本应形成人民-主人-大哥的形象。在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日常交流层面,这表现为俄罗斯家长式作风,他们对非俄罗斯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我们解放了”、“我们介绍了”、“我们喂了”。..在同一日常层面上的反应是今天俄罗斯与苏联的认同。在拉脱维亚人中,有一种将俄罗斯人与占领者的身份认同,他们将他们带到西伯利亚,占领了房屋等。波罗的海的俄罗斯侨民客观地最终为帝国的国家*策承担了内疚。正如
其中一篇文章所准确表述的那样,艺术。拉萨丁——“帝国激起了当前的排斥。”打破这些刻板印象需要长期的新历史经验。
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官方谈判的困难,除了*治原因之外,是否也可以用*治家自身的历史记忆来解释,这种记忆以一些人的小气而另一些人的强大力量的形式溢出来?认识到历史记忆主导人们思想的因素的重要性,应该强调大众意识层面的历史记忆是选择性的。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仅是指令和命令的发出中心、高级官员的发出中心,而且还是异见运动的中心,是许多民族知识分子代表的发泄口。反对他们自己的共和*体。但这现在被归入同一历史记忆的遥远角落。
拉脱维亚共和国近年来的立法行为被大多数拉脱维亚人认为是对基本正义的恢复;民族主义成为对苏联民族*策的反应。绝大多数拉脱维亚人心中的民族理念现在是一个优先事项——这不仅得到民意调查的证明,而且得到拉脱维亚所有**的国家计划的证明,包括中左翼**。鉴于20世纪民族运动的全部经验,这种反应不能被认为是意外和不自然的。我们与那些揭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区域化与主权之间联系的作者站在一起。例如,在ViktorZaslavsky的出版物中,这种联系不断得到证明。民族国家的出现或恢复,被整个极权主义时代所推迟,
拉脱维亚人和非拉脱维亚人的民族认同并没有保持不变,而是在*治和社会经济进程的影响下不断变化。自年夏天民族复兴(Atmoda)开始以来,有条件地可以区分意识状态的三个阶段,同时也可以区分种族间的关系。
第一阶段(-)是拉脱维亚人和非拉脱维亚人之间最极端的对抗时期,是直接对立的心理复合体的冲突。拉脱维亚人民族意识的异常活跃和鲜明的外部表现形式面临着对他们的问题和拉脱维亚斯拉夫人口中发生的事情的本质的完全误解,特别是其边缘的、非民族化的部分。这反映在两个*治结构之间的对抗中: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和国际阵线。
第二阶段(-)是关系逐步正常化。在头几个月的兴奋之后,拉脱维亚人清醒过来,摆脱了最痛苦的情结(对拉脱维亚语命运的恐惧等),这是对国家生活的一些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的结果。另一方面,小民族群体(犹太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等)的激活,民族文化协会及其协会(ANKOL)的创建,旨在在种族间关系中发挥稳定作用。关系的“蜜月期”被称为年上半年。1月份在里加发生的事件(路障)揭示了拉脱维亚人民的冷静行为路线,没有爆发,PFL的巨大权威以及整个平民人口正在出现的联合反对该中心的*事干预企图。
第三阶段(年下半年至今)——新的寒流,民族关系紧张。年8月之后,特别是自年10月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讨论《公民法》的概念以来,很明显,快速简单地解决困难的国家问题的机会已经丧失,民主年10月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族关系模型,没有得到支持和立法巩固。
想象一下,在某个转折点(年5月,年8月?),前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仍然会通过《公民法》——即使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版本中,但必须放弃前任最高委员会公民身份。也许,非拉脱维亚人口会自然分化为帝国的支持者和拉脱维亚的忠实居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非拉脱维亚人的信任。
在已经出现的复苏之后,为什么事态会朝着新的种族间对抗的方向发展?一夜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治和意识形态对手(共产*、克格勃、中央)联合了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力量,这些力量在本质上是非常不同的。NFL内部开始了一个自然的分化过程,导致其削弱,然后分裂。如果NFL在-能够克制拉脱维亚民族运动中的极右势力,然后在新的形势下,在他们的压力下退却了。在随后的PFL大会(III、IV、V)上,新的人来到了领导层,而PFL的创始人,拉脱维亚知识分子中以民主为导向的精英,被推到一边或自行离开。
胜利的轻松发挥了作用,世界迅速承认独立的拉脱维亚的胜利。正是在这一波浪潮中,年秋季最高委员会就公民法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并为未来的入籍制定了严格的条件。突然间(在八月的胜利之后!)相互敌对的浪潮淹没了拉脱维亚媒体的版面。俄罗斯作家、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副主席、NFL的积极创建者之一弗拉德伦·多佐尔采夫指出,双方都为降温做出了贡献。直到年8月,拉脱维亚的很大一部分俄罗斯人依靠旧结构的支持,将它们视为他们的后方(莫斯科、*区、国际前线、拉脱维亚共产*),抵制拉脱维亚的独立。如果年3月3日有25%的非拉脱维亚人支持拉脱维亚独立,那么毕竟有60%的人反对。
年8月,拉脱维亚的俄罗斯民众(我们不是在谈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众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时想象中的后方崩溃了。这些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但仍然通过民意调查、报纸采访和致编辑部的信函记录下来。这些变化的主要方向似乎是对一个人的俄罗斯人的更明显的感觉,在许多参数上与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人的自我认知趋同,以及作为拉脱维亚俄罗斯人的自我认同。事实证明,前苏联各民族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是这些共和国居民中最非民族化的部分,他们比其他人更不了解自己的民族根源。拉脱维亚人的民族复兴无疑影响了俄罗斯人,引起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激活,克服*权强加的“大哥”形象,其家是整个庞大的联盟。在年《今日SM》报纸的快速调查中,俄罗斯读者——里加居民对于他们属于俄罗斯民族、伟大的文化、祖先的历史、恢复失去的俄罗斯人的愿望的看法是顽固的。多变!
俄罗斯民族意识在拉脱维亚的特殊时刻是它的二元性——既属于拉脱维亚又属于俄罗斯的意识——祖先的故乡,精神家园。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与拉脱维亚人相比,自我意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是与地球、自然景观的联系。他们的意识不那么民族化,它与民族文化因素、俄语环境有关。尽管“讲俄语的人”这个词含糊不清,它润滑了拉脱维亚非拉脱维亚人(个民族)复杂的民族生活,但它仍然反映了现实:除俄罗斯人外,拉脱维亚的27.8万非俄罗斯人被认为是年,俄语成为他们的母语。这是拉脱维亚大城市的语言环境,将人们团结在文化基础设施周围,以俄语运作。
-年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在支持在苏联以外的独立拉脱维亚地位(从年到年3月,俄罗斯人中支持者的百分比从9%增加到38%)、对*府的态度等参数方面的评估趋同,经济改革。从年6月到年6月这一年,人们对民族间关系气氛恶化的看法有所不同——俄罗斯人的感受更为强烈,而拉脱维亚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惊人地相同的是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一个人自己和环境。过渡时期的经济困难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按照民族将他们分开。无论国籍如何,所有养老金领取者和有小孩的家庭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们的社会不安全感。需要注意的是,
受访者对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估证实了这一点。年6月,社会学家B.Zepa的数据公布:63%的拉脱维亚人和73%的非拉脱维亚人将自己列为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一个贫穷的社会,担心他们的未来,没有稳定的中间层——这种状态充满了社会和种族冲突。
年5月,Diena报纸发布了关于潜在选民(拥有拉脱维亚和非拉脱维亚公民)关于Saeima应该首先解决哪些问题的意见的数据。问题的顺序是这样的:总体经济形势好转、失业、经济发展,然后是社会保障、俄罗斯*队撤*、私有化。改善种族间关系与环境一样处于优先事项的最底层。拉脱维亚人和非拉脱维亚人的意见分歧只出现在两种情况下:拉脱维亚人对俄罗斯*队的撤离更感兴趣,而非拉脱维亚人则对迅速通过《公民法》更感兴趣。
目前,拉脱维亚国内没有出现民族关系恶化的迹象。在日常交流的层面上,没有敌意,也没有两极分化。异化状态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同时,与拉脱维亚的发展历程无关,与国籍无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俄罗斯家庭的主要问题与他们的拉脱维亚邻居相同:如何支付公寓费用,如何将住房私有化等。
现代冲突学有助于理解具有不同民族成分的社会的发展模式。民族因素总是会分裂人,要完全协调这个领域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扩大利益不一致的区域是危险的,这种扩大充满了爆炸性。我们第五届国会的*客们应该考虑到这个已经在世界上得到验证的民族*治主导地位。如果非公民在入籍前的*治权利受到限制,那么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不应受到侵犯。俄罗斯人也有与新的自我意识成熟过程相关的纯粹内部问题。
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很难开始意识到他们真正的民族地位——在民族国家中是一个很大的但仍然是少数民族。这受到意识中嵌入的国家地位、具有教条的帝国数百年历史、关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利益不可侵犯的神话、关于一劳永逸地通往欧洲的窗口等的阻碍。那是,历史记忆的因素继续对意识施加压力。这也给拉脱维亚人的意识带来压力。他们也在心理上抵制承认俄罗斯人是少数,而他们自己是对他人负责的多数。
与俄罗斯人相比,乌克兰人(约9万)和白俄罗斯人(12万)更加有机和自然地认为他们作为拉脱维亚民族群体的地位:与万拉脱维亚人相比,他们在算术上实际上是少数,他们没有相反,他们对苏联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策有自己的看法。此外,拉脱维亚的白俄罗斯人长期居住在这里,尤其是在拉特盖勒境内。
大多数俄罗斯人意识到自己是拉脱维亚独立国家的一个民族群体,必须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法律和传统,这是精简和正常化民族间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我们可以将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口称为俄罗斯社区吗?在拉脱维亚组建俄罗斯人的过程非常困难——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波罗的海的万俄罗斯人中,目前有90.23万(占人口的34%)居住在拉脱维亚。在公共生活民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包括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自年以来,出现了波罗的斯拉夫协会和拉脱维亚俄罗斯文化协会。国家资助了大约40个国家文化协会,其中包括7个俄罗斯文化组织。诚然,众所周知,民族文化社团的活跃分子并不多,而围绕它们的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整个民族群体。年3月23日ROL(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社区)成立的事实引发了极大的希望。
拉脱维亚俄罗斯社区在其宪章和其他文件中宣称自己是一个自愿自治组织,具有两个主要职能-成员的经济互助和文化工作。ROL的成立激起了极端*治力量的反对:拉脱维亚的共产主义结构和右翼分子,但该倡议得到了*府的支持。《俄罗斯之路》报纸开始出现,年9月,在ROL的主持下,技术大学开始运作——拉脱维亚第一所非国立高等教育机构。这是对整个俄罗斯社会在拉脱维亚的组织中心角色的申请。尽管ROL及其在里加、尤尔马拉和陶格夫匹尔斯的领土单位仍然存在,但ROL还没有变成那样。新的细胞不断涌现,新的组织——拉脱维亚俄罗斯公民协会,
拉脱维亚全体俄罗斯人团结在一个组织周围和俄罗斯社区的形成受到俄罗斯人的深刻分化、*治和经济利益的两极分化的阻碍。在对拉脱维亚的俄罗斯居民进行分类时,应该记住不同群体的不同起源(在拉脱维亚生活了几个世纪和短期移民)、社会和职业地位(技术知识分子的精英和低技能工人),*治同情(从共产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大国)。即使是拉脱维亚的两种类型的老前辈——旧信徒和东正教——也根本不努力合并成一个整体。
从拉脱维亚俄罗斯人口的前景来看,最重要的标准是融入拉脱维亚社会的程度。俄罗斯当地社会最融合的部分是老前辈(老信徒和东正教)、人道主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生在拉脱维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
融合度最低的是被边缘化的人:低技能和安排不善的工人,不再是全国第一代游牧民族,以及退休的*人和以前的nomenklatura。现在它已经走入了阴影,但实际上有一群人来自nomenklatura,他们拥有绝对的特权地位,拉脱维亚对他们来说只是俄罗斯的一个西部省份,是一个方便居住的地方。
这部分俄罗斯人口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否能够融入拉脱维亚社会?
拉脱维亚的俄罗斯*客开始竞选第五届议会选举,呼吁俄罗斯民众团结一致(俄罗斯社区必须最终感觉自己是一股力量!),但他们立即被迫声明模糊不清在选民的意见中,人民*治家中没有著名的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人中,他们在民族复兴的浪潮中前进),也就是说,俄罗斯人的巩固才刚刚开始。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年6月,俄罗斯选民不仅投票支持俄罗斯名单,而且还投票支持代表具有自由国家计划的联盟的拉脱维亚*客(他们的选票分为四个名单)。
拉脱维亚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社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异质的元素和内部的困难。然而,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可以说一个由国家利益联合起来的社区,感觉就像拉脱维亚的一个民族群体。对于里加这个规模虽小但极其活跃的犹太社区来说尤其如此。长期受到苏联反犹太主义的阻碍,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导致了成为犹太人的强烈愿望,感受他们的社区,向孩子介绍犹太人的历史和传统。在这种背景下,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口的非国有化状态更加明显。对于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来说,与当地的波兰人不同,宗教也不是一个巩固因素。
对陶格夫匹尔斯民族文化社会作用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这座城市拉脱维亚人(占人口的13%)和数量也很少的波兰人开展了一项特殊活动。事实证明,许多民族群体(俄罗斯人、陶格夫匹尔斯的白俄罗斯人)对文化社会中的企业联系表现出较少的兴趣和欲望。同时,对于小团体来说,这种组织是保持身份的手段之一。
民族认同问题在俄罗斯本身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俄罗斯作家也在争论,在新的条件下,俄罗斯的意识是如何融入俄罗斯本身的?如果这实际上不是种族因素(很多人这么认为),而是爱国主义,那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A.Tsipko和A.Migranyan在年Znamya杂志的页面中认为。我接近文学评论家娜塔莉亚·伊万诺娃的观点,她认为俄罗斯性存在于文化中,最明确的整合方向是俄罗斯文化的统一。这也适用于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更正的是,围绕俄罗斯文化现象巩固,俄罗斯人成为当地的民族群体,有机地成长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拉脱维亚现实。
在过去五年的文化事业中,在里加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立场中可以看到当地拉脱维亚俄罗斯人的表现元素(迄今为止只有元素!)。在拉脱维亚寻找自己的根,以及
依靠共同精神价值观的愿望激发了希望。例如,已经建立了人道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围绕该中心的科学家们制定了一项研究和推广自6世纪以来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历史和俄罗斯文化的计划。有专门针对俄罗斯儿童的教科书,例如拉脱维亚语“BurtuAbetse”的入门读物,这是一本以拉脱维亚材料为基础的分析生态学教科书。这将帮助曾经苏维埃化、非国有化的俄语学校成为俄罗斯学校,成为拉脱维亚俄罗斯文化的中心。
俄罗斯读者在给报纸的信中自己记录了他们与在俄罗斯的俄罗斯人的不同之处:我们没有那么苏维埃化,我们比我们在俄罗斯的亲戚更加矜持。民族心理学家早就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居住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会在行为方式、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上留下印记。同时,当地日常文化的痕迹更加明显,而对精神文化价值观的熟悉则需要语言知识和长期居住。
他们对拉脱维亚语的熟悉间接地表明了俄罗斯人逐渐融合过程的这一方面。自年5月5日《国家语言法》生效以来,大约67%的需要拉脱维亚语知识的雇员成功通过了考试。
年秋,社会学家AziiIvanov调查的43%的俄罗斯人称拉脱维亚是他们的故乡。这种自我意识的迹象在里加的俄罗斯居民在“SM-today”和“RussianWay”报纸的页面上关于他们自己的声明:“......我出生在里加,我已经生活了40年,在俄罗斯,我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他们在那里也这么看待我”;“拉脱维亚是孩子出生的地方,父母安葬的地方,工作和朋友的地方。”有些人在“家”的概念中加入了拉脱维亚自然元素——大海、松树,以及拉脱维亚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从小就耳熟能详。您还可以参考俄罗斯作家弗拉德伦·多佐尔采夫(VladlenDozortsev)关于他自己的陈述,关于他对拉脱维亚的依恋:他从11岁起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国家,他在这里长大,了解拉脱维亚的语言和历史,确实不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他在国外只想念拉脱维亚和里加。
融入拉脱维亚生活(而不是同化)的道路,同时保留一个人的民族认同感,是深深扎根于拉脱维亚并积极渴望为自己和亲人实现这一目标的俄罗斯社会的真正前景之一。同时,不可能不看到来自拉脱维亚的斯拉夫人口减少。年有1.8万人离开,年有4.5万人。大约36,人打算在年离开。这不能称为难民运动或大规模外流。这可以称为自发遣返,这是由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形势、未来归化步伐的不确定性以及无国籍人的地位所迫。
年9月,波罗的海移民问题国际会议在里加召开。LAVR"Roots"Vyach主席。季霍米罗夫说,在协会的帮助下,已有户家庭搬到了普斯科夫地区并在那里定居。据他介绍,大约有20万人准备搬家。与其他与会者一样,记者LidiaGrafova强调,自我遣返可以成为俄罗斯发展的一个强大因素——例如,前几年人口减少的七个俄罗斯中部地区需要重新安置。但是-有严重的物质投资。
目前,遣返人员没有得到任何系统性的国家援助。如果它由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建立,自愿遣返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根据一些社会学数据(年秋季),14-15%的俄罗斯人肯定倾向于离开,68%的人想成为拉脱维亚公民。根据PatriaShareSociety,其功能之一是帮助移民,10%的股东不顾条件准备离开,另外20%——在更有利的安置条件下,70%想留下。显然,那些离开并准备离开的人,是那些根基不深,在其他国家看到自己更好前景的人。旅行的主要方向
是独联体国家,很多俄罗斯人去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前往欧洲国家、以色列、美国、韩国等。
从而揭示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几个发展方向,同时也揭示了拉脱维亚最大民族群体的发展前景。我们专注于我们感兴趣的自我认同问题,即俄罗斯性的觉醒。但这之后可能会出现:
1)回归民族家园,回归其历史根源,这开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
2)合并为拉脱维亚俄罗斯人的民族群体,作为拉脱维亚少数民族的自我组织;
3)留在拉脱维亚的人可以选择接受俄罗斯公民身份。自愿选择外国人身份的拉脱维亚居民人数正在增加。据拉脱维亚俄罗斯公民协会的领导人称,年夏天有17,人,到今年年底,他们的人数可能会达到,人左右;
4)不排除非拉脱维亚人口的个人和某些圈子的国际化倾向。您可以从事商业或其他业务,但没有公民身份。如果这与他们格格不入,就不可能自上而下地灌输自我意识或强行将人们推入文化和民族自治的主流。
一个民主社会必须提供选择权并保证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无论其国籍如何。然而,按照所有普遍接受的标准,拉脱维亚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还没有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那样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他们仍处于过渡阶段。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经济稳定,俄罗斯*队撤出拉脱维亚将加速公共和*治生活的民主化,并使波罗的海俄罗斯人更容易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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